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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贸易摩擦中的“阿根廷暂停”

2018-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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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期在阿根廷举行的晚宴会见,全球都抱有一定的期待,而这种期待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报,双方同意在一场日益升级的关税大战中实行暂时的关税冻结。虽然这一协议给局势带来了暂时的缓和,中美两国关系中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如故。

即便在中美关系的经济领域,布宜诺斯艾利斯协议也仅仅为双方提供了三个月时间。即特朗普同意暂不执行此前威胁的自2019年1月1日起把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由10%提高到25%,而中国应加大力度购买美国商品,同时双方同意在这90天内就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展开进一步协商。

特朗普总统及其强硬派顾问们寻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由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行业政策,同时迫使中国停止强制外国企业进行技术转移、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网络盗窃、非关税壁垒以及限制外国投资等政策。这些将是未来三个月中美双边协商要探讨的议题,而中国很可能不会屈服于美国提出的任何一项条件。当中国经济增速开始出现下滑迹象,同时还面临着一系列其他行业性问题时,向美国低头将从根本上破坏习近平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他的政治权力基础。如果90天之后中美两国就这些议题未能达成任何协议,美国将开始征收惩罚性关税(而中国也会出台报复性措施)。这又会给全球经济带来震动,并将中美关系锁定在新冷战旋涡。

特朗普及其团队认为中国经济背后的这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才是症结所在,这种想法并非错误,但他从习近平和中国那里“索取”过度,以至于对方无法接受。虽然在中国官僚体系内部存在一些支持者,包括习近平的首席经济战略顾问刘鹤,他们呼吁进行全面改革来大幅转变中国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同时大力开放中国依然相当封闭的国内经济,并对金融和其他行业进行大规模改革,但这些人在北京依然属于少数派。在中国观察者中流传的一个理论是,这些改革派背地里希望特朗普施加的外部压力可以给中国带来改变。

这些改革派面对的是各种大型行业利益集团、党派和国家官僚机构、部分省份以及习近平本人。所有这些在过去六年中建立起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并认为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最佳的经济模式。他们携起手来系统性地破坏或拒不执行习近平自己在2013年11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宣布的渐进性改革全面措施。

虽然这部分人反对特朗普要求中国进行改革,但近几个月他们也在考虑一些开放和改革措施。今年7月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揭示出中国愿意改变的一些领域: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放宽银行、保险、证券行业外资股比例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向外资开放制造业。然而,自从习近平做出这些承诺后,在允许更多外资参与服务和金融行业上,我们仅看到了极其微小的进展。

未来90天的协商将是赌注高昂的外交冒险政策。本文作者对于双方取得大幅进展、达成协议表示悲观,因为特朗普要的是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经济的运行方式、习近平自身的权力基础以及中国的未来愿景。令本轮谈判很可能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它的部分权力基础建立在抵抗西方压力上。这是根植在中共基因里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习近平及其团队会在特朗普的施压手段下屈服。相反,中国国内将会出现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坚决抵抗美国霸权。此外,弥漫在中国领导圈里的一种超强自负感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这些领导人深信,美国已经开始步入衰落,而中国崛起成为全球主导性大国是历史大势所趋。

除了这些负面因素影响中美两国达成经济和解外,如果我们检视美中关系中的很多其他领域,还会发现令人悲观的理由。印太地区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竞争正在加剧,美国国会对中国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力运作”愈发担心,中美两国的军事敌对情绪也在升温。这是一个充满巨大负能量的组合,对于美中关系的未来而言实非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