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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联涛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
  • 肖耿 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中国珠三角前程似锦

2017-06-06

2017年7月1日,将是香港在一个多世纪英国殖民统治后回归中国的20周年纪念日。眼下,中国领导人正大力推动香港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描述了中国深化广东-香港-澳门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亦即香港分析人士所说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合作的意图,以强化这一地区作为可持续发展重要推动者的角色。这一地区包括广东的9座城市(包括广州、佛山、深圳),以及香港和澳门。去年,珠三角地区人口达6800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3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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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是中国三大沿海城市群的南方支柱。居中的是上海领衔的长三角地区,拥有1.3亿人口和2万亿美元GDP 。位于北方的是北京/天津/渤海走廊,包括10座主要城市,人口达1亿,GDP为1.3万亿。这三大城市群合计占中国21%的人口,以及略低于40%的GDP。

相比之下,珠三角地区人口最少,但人均收入最高,并且它是连接中国和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该地区从贸易自由、低税收、高度国际化的香港和澳门获得了独特优势,这两座城市都是“一国两制”原则下的“特别行政区”。珠三角的另一大资本是深圳,一个高度创新的“经济特区”,拥有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并且在私人部门创造就业和融入全球供应链方面有大胆实验的传统。

珠三角的竞争力并非偶然得来。在中国寻找迈向全球化方法之时,邓小平将这一地区用作某种公共政策试验田,允许不同的法律和制度安排同时存在。这一制度显然生效了,但也存在根本性矛盾,即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

得益于中国的地理、人口和经济规模,邓的“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自然而然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这一过程通常推动专业化,地区或城市经济体聚焦于自身比较优势,以期将交易成本降低的获益最大化。

在珠三角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专业化。香港正发展成为全球金融和服务业中心,澳门正成为全球赌博和娱乐中心。同时,深圳聚焦于科技创新,广州是全球贸易中心,佛山和东莞是主要制造业基地。虽然每座城市自身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但城市群整体却相当平衡,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但是,大规模交易可能导致金融、社会和安全风险,滋生系统性动荡,并扩散至整个地区和行业,这正是矛盾之处。为降低这些风险,政府和监管者必须加以干预,甚至对于人为增加交易成本的市场施加约束。在利用多种制度优势建设更开放、更现代和增长更快经济体时,牢记这一点能令中国领导人受益良多。

中国政策制定者显然意识到了城市群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快速城市化压力的价值。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突破了50%,未来20年还有3亿人将迁入城市生活。在这一背景下,城市群对于创新和创造就业(尤其是在服务业领域),以及减少资源浪费、避免环境恶化、缓解城市拥挤方面都至关重要。

中国已经和新加坡及其他大城市合作改进城市规划、水处理和环境可持续性,同时采取措施开发共享经济的潜力。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宣布,在北京南部约50英里的地方成立雄安新区,新区将成为政策试验地,鼓励创新性初创企业替代过时的污染产业,其目标是鼓励在可持续产业创造就业,并缓解首都的拥挤程度。

中国领导人视香港为有价值的经济发展“软件”之源,包括司法独立、强有力的反腐机制、稳定的汇率以及世界级的资本市场。香港的高质量、国际导向的教育体系,以及其高效、精巧的城市管理计划也是重要资产。

香港的“软件”可以作为中国大规模推动发展“硬件”建设的补充,例如即将大规模投资以联通中国和世界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倡议。香港、上海、深圳和伦敦之间的股市联通机制已经建立,以使中国城市群得以满足“一带一路”带来的海外融资需求。

但为帮助香港和珠三角实现其发展潜能,还需做的更多。由于物理上的限制,香港的世界级服务业部门目前产能闲置。如果能有更好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和在提供医疗、金融和社会服务方面更具弹性的方案,老人可以不必在香港养老,这将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空间。

在很多观察人士聚焦中国的信贷过剩之际,管理层则暗自培育充满活力的城市群的发展。但是,为了保护和支持这一发展,中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减少快速城市化和专业化带来的风险。否则,令中国极大获益的这些趋势将最终破坏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Promise of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