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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型货币管理时代的汇率操纵

2017-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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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会面,但在当前环境下,期待双边关系有任何突破都是不现实的。

美中关系极为复杂,大量问题观点各异,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取向也未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有会面和对话意愿已经是一个进步。

特朗普选择罗伯特·莱特希泽出任美国贸易代表,这与他的观点一脉相承,即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问题之一,而且他并不清楚北京是否仍在操纵汇率。不过在棘手的双边事务中,抱怨中国为获得不公平贸易优势而操纵汇率,还算比较容易化解的问题之一。

多数分析家目前认为,中国并不完全符合通过操纵汇率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标准。事实上,近年中国反而在利用其庞大的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其结果是,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按实际有效汇率计算超过了其他亚洲货币。而且,中国经常账户盈余(通常可间接测定对汇率的操纵)已经比上一个十年后期低很多,只相当于GDP约2%,完全处在合理范围内。其实,中国国内收益问题导致的大量资本外流,已经引起人民币贬值,这也是让北京头疼的大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操纵汇率,其方向也与批评者们断言的相反。

尽管如此,今年2月特朗普政府内部还是有人提议要用新方法命名货币操纵。按照该计划,美国商务部长有权将任何国家的汇率操纵行为确定为不公平补贴,这样一来美国企业就可与美国商务部一道发起反贴补行动。这样,特朗普政府还是有可能采取更强硬立场,指控北京操纵人民币。

鉴于此,悉尼大学的萨尔瓦多·巴伯恩斯等人呼吁达成一个新的“广场协议”,也就是仿照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让美元贬值的协议。按照这种想法,美国可以购买大量中国国债。这一潜在而优雅的解决方案将使人民币升值,阻止中国的资本外逃,让美国财政部持有大量回报高于美国国债的中国国债。不过该解决方案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困难。首先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不可能有足够的钱来做这类交易,而美联储在升息和试图解决其庞大投资组合的时候,会拒绝为此提供资金。

更稳健的方案是承认国际货币体系极其复杂的特性,制定一套各方可接受的规则对它加以管理。G20一直声明禁止为获得经济优势操纵汇率,但要监督政府和央行近年影响汇率的手段,这些声明根本空洞无物。

简单说就是,在后金融危机秩序中,每家央行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操纵汇率。量化宽松、零利率政策以及其他货币管理新工具都对汇率有根本性影响。即使央行强烈表示货币贬值并不是这些政策的目的,但还是会有影响。欧洲央行表示要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后欧元对美元贬值就是证明。

中国对人民币的管理一直比多数主要央行的政策更有实践性。通过积极管理汇率和国内货币供应量,中国人民银行细化出了一种非自由式的中央集权管理方法。它没有选择接受新自由主义开放资本账户的标准,没有实行自由浮动汇率,而是使用更调谐的手段应对“不可能三角”。“不可能三角”指的是任何经济只能实现汇率稳定、资本跨国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这三个目标当中的两个。

中国的战略是把渐进而有限的(通常是可逆的)开放资本账户与汇率机制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为此北京坚持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调谐“不可能三角”,管理资本流动,同时利用自己的巨额外汇储备降低人民币波动。这反过来也可以向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些许汇率稳定保证。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还开始积极影响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以遏制投机势力,打造汇率管理新路径。

这些努力必须放到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日益动荡的全球货币秩序背景下去看。中国正在战略性地采取某些金融开放措施,同时寻求拓展新的安排,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所以,“汇率操纵国”标签是误解了当前中国的战略,这一战略要通过管理资本流动和汇率,为人民币打造风险较低的形象。虽然与其他主要货币相比,人民币更像是国家管理下的货币,但它决非“操纵”汇率以获取贸易优势的战略。

哲学上,中国人拒绝某些主要货币那种纯粹自由浮动的放任式规则。因此在实践中,中国的战略认为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纯粹自由的体系。显然,所有参与者都进行着不种形式的汇率管理。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偏好使用较直接的国家导向工具,包括囤积大量外汇储备来控制汇率水平和对资本实行控制。但即使是发达经济体,通过实施量化宽松和其他货币管理新工具,也在以微妙的方式影响着汇率。

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急需一个新协议,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虽然G20作了一些努力,但目前为止这方面进展甚微。至少,主要国家应该同意货币和宏观经济监控要有更严格的规则与标准。同时,某些货币天然“自由浮动”的命题应该被扬弃。我们应当承认现行体系的“混合性”,也就是管理因素也在塑造汇率。同时应当有更加明确的、能被普通接受的定义,说明究竟什么样的由国家策划的贬值才是“汇率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