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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茉楠 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

全球经济复苏停滞期待供给侧改革

2016-02-22

近期,全球市场的剧烈动荡,为全球复苏前景陡然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随着国际大宗商品繁荣周期的结束,全球价格总水平趋于下降,加剧了通货紧缩压力。从金融流动性到经济增速,全球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都面临着严峻考验。

实体经济层面通缩持续。当前,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等多个经济板块的通货膨胀率持续下行。根据摩根大通全球通胀数据,2015年第二季度全球通胀率仅为1.6%,不仅低于2014年底的2%,更远远低于1990-2013年间11%的全球通胀平均水平。欧美国家核心通胀率偏离通胀目标轨道,即便去年欧洲央行祭出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其通胀效应也难以力挽狂澜,欧元区通胀率仍徘徊在临界线附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增长乏力,深层次问题突出,工业生产下行,特别是中国的降低产能、削减库存等结构性调整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需求不足,通缩风险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影响全球价格总水平下降因素增加的同时,影响全球价格总水平上行的因素却有所减少。美联储加息加剧了全球市场价格波动。美元主导全球经济金融周期,美元货币周期的转变是认识全球经济金融走向的前提。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是美联储从过去10年的量化宽松周期开始转向紧缩周期的开始。在这一过程中,美元升值效应将通过“进口-购进价格-PPI-CPI”的渠道影响价格总水平。

美国既是全球通货紧缩的“输入者”,也是全球通货紧缩的“输出者”。由于美元是全球大宗商品基准计价货币,美元的持续升值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下降。2015年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彭博大宗商品指数下跌25%,创下1999年以来的新低。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价格更是跌破30美元/桶,国际原油市场遭遇重创。

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和产需缺口扩大也导致通胀低迷,甚至是通缩的重要因素。2008年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以来,全球需求动能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增量需求从美欧主导开始转变,全球工业产出以及新订单指数低迷,显示制造业复苏迟缓。特别是随着近年中国启动“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进程,需求增量大大减少,产需缺口开始加大,全球有限的市场资源成为各国的竞争焦点,并直接导致全球价格总水平下降。作为全球经济晴雨表和国际贸易先行指标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由2014年11月的1464点跌至目前的905点,跌幅高达38%,为30年来的低位,凸显全球经济放缓和原材料进出口不振带来的贸易低迷。

全球总体债务压力加大。根据IMF数据,2014年,发达经济体的总债务为50.95万亿美元,规模同比上升2.32万亿美元;发达经济体的负债率为108.32%,同比上升0.66个百分点,债务风险依旧困扰着发达经济体。另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债务总负担(包括私人部门债务和公共部门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2001年的160%,升至金融危机爆发后2009年的近200%,到2013年更是达到215%。

美元正在步入新周期,将会使许多以美元计价的新兴经济体海外债务风险加大,并推升全球债务负担和融资成本上升。据IMF统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非金融类企业的海外发债规模出现了急剧飙升,其本质大多是新兴市场大企业利用离岸子公司通过离岸市场发行的债券、跨境外币贷款来进行资金套利交易。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测算,2014-2018年,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展期的企业债务将达1.68 万亿美元,其中约30%以美元计价。如果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新兴经济体债券展期成本将显著上升,债务风险将随之升温。

与此同时,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全球经济和价格总水平的影响更为深远。全球主要经济体步入劳动人口周期变化拐点,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2008至2014年期间,美系国家和中国人口周期拐点相叠。以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衡量,美系国家和中国在2006-2009 年经历了劳动年龄人口周期峰值,而欧元区和日本人口周期已于1988-1992年见顶。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导致储蓄消费结构变化,消费增长趋于停滞,这是导致供需失衡,并进一步引发全球需求萎缩和价格总水平下滑的重要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的七年经历已经证明,世界经济增长轨迹和格局渐变,逃离通缩和流动性陷阱,单靠全球央行维持货币宽松难以有效解决。眼下,全球面临的经济放缓和通缩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需结构性改革应对,如何寻找新的“供给替代”,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创新型产出,切实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