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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如何持续释放中国社会资本活力

2015-12-18

一个国家改革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设计出比较高效的制度供给。面对中国资本形成效率恶化,以及债务率急速上升的状况,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本形成和配置效率,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尽管2015年以来为降低融资成本,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出现了三次“双降”,然而,资本效率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投资率趋势下降不可避免。事实上,高投资模式赖以生存的宏观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趋势上看,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劳动力供给出现变化,政策和人口结构变动导致储蓄率变化,加上的劳动力再配置,全要素生产率都会出现变化。

对于大部分制造业企业而言,“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阶段,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这样工业企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

而在企业盈利大幅下降的同时,一些大企业却寄希望于通过借贷进行资本套利。数据显示,2014年6月,标准普尔发布报告估计,中国企业债券市场比市场预期提前一年超越美国,2013年年末的规模达到14.2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的13.1万亿美元。企业部门通过非正规渠道借入的外币私债可能存在相当规模(比如通过境外募资,然后与国内企业在境外机构进行货币互换交易转入国内),制造业企业的债务与盈利之比越来越高。在过去人民币渐进升值的过程中(特别是近三年),由于美元的利率水平较低,其贷款利率甚至低于人民币的存款利率,因此,如果负债外币化,企业可以轻易地从中获得显著收益,这是当前企业如此热衷于借贷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扩张,对资金有饥渴症的地方政府通过表外贷款、银行间债务融资等形式与其对接,大量资金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和政府驱动投资的行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大型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大幅上升,资产负债表出现了明显恶化。与此同时,由于“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也导致金融资源过度倾斜,继续错配到产能过剩的大型国有企业当中。由于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始终无法理清,即便在实施自负盈亏之后,也可以享受政府的隐形担保,这样就大大推升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到底如何认识中国的高投资率与高储蓄率,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过去35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是9.8%,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本积累,约占60%左右。可以说投资与储蓄的比例和结构是由中国经济所处的特定阶段和人口结构所决定的,它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而逐步趋向合理,不宜人为进行调整,更不宜直接套用早已进入后工业化和高收入阶段的发达国家的指标来衡量。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不是互为消长的关系,更不应将中国的改革理解为是增长抑制性的。中国必须加大供给侧发力,以新供给替代老供给,通过改革真正创造出新的制度红利和效率红利。未来五年,供给侧改革要以提高资本形成效率为核心,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

现在比较急迫的是要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打破条块分割、市场分割,切实保障企业和个人投资自主权。转变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价格“多轨制”现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释放市场投资主体活力。

此外,要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发挥政府投资对技术创新和科技研发的重要推动作用。通过政府投资的宏观导向作用,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领域加大对研发活动的资金支持,鼓励官产学研金共建创新联盟,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设备投资改造。

更重要的是,要全面深化负面清单制度,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从未来发展来看,共享经济、长尾经济、零成本经济不断涌现,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产业、科技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业态、新产品和新模式。为了进一步适应这种新形势,已经出台的负面清单制度还应本着鼓励创新、降低创业门槛的原则,加强制度供给,及时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时更新限制类新建项目和淘汰类项目。通过负面清单制度,有效地保证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潜能。同时,要抑制地方政府竞争性投资,激发民间资本市场活力,进而提高社会资本的形成和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