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简体繁體
【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贸易战 全球治理 COVID-19 气候变化 脱钩
中文英文中英对照
  • 肖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中国推动能源转型需符合自身实际能力

2021-11-18
333.jpg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于10月31日召开,与会方围绕《巴黎协定》实施细则遗留问题、全球气候目标等气候治理焦点问题展开对话。大会召开前,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和《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中国的目标是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要实现上述目标,中国就需要在能源转型上投入更多力量,而以中国目前的能源安全结构看,能源转型代价巨大。

能源安全涉及能源、经济增长和政治实力等诸多方面,狭义地讲,它是指为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确保以合理和稳定的价格获得能源供应。但是,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发展,“能源安全”概念在国家发展、生存和环境三个维度上多重关联、相互交叉,对政治领域的影响也显著增加。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环境下,能否顺利协调好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的关系,已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中国很早就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并着手能源转型。根据2021年10月27日发表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由国家力量推动的能源转型工程是从2011年开始的,即将单位GDP的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但在中国能源转型过程中,影响能源安全的要素不断增多,并聚焦于以下结构性问题:

一是对外依存度高。在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下,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对能源安全的负面影响较小。反之,则会出现较大的能源安全问题。根据中国能源局统计,中国的石油、天然气、核原料对外依存度在70%、43%、90%以上,并分布在受大国关系影响密切的地区和国家,大国博弈的程度对中国能源安全有着直接影响。

二是存在结构性短缺且优化难度大。尽管中国积极响应《巴黎协定》,将煤炭消费比重从2010年的70%降到了2021年的56%,但在能源转型中,中国农村付出了巨大成本。“煤改电”是中国农村地区实施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政策,仅北京、河北、天津、河南农村地区,就涉及约2715万户农村居民。在“煤改电”之初,因电力基础设置配套不足、电费高、观念不到位等问题,给农村带来了诸多困扰。而且,虽然经过中国电力企业的努力,中国非石化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已超过煤电,但短期内煤炭是中国发电主力的地位仍不会改变。除农村地区受影响外,“错峰生产”也将增加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三是对外贸易呈现碳逆差。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了48.84%。为实现能源转型,中国将逐步淘汰高碳出口产品,但这会使中国的外汇、财政和就业等受到负面影响。而且,发达国家似乎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即便中国削减高碳产品在贸易结构中的占比,但若没有物美价廉的低碳产品来取代,这部分高碳产品依然会被其他国家承接。实际上,很多高碳产品生产都是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发达国家也是一些高碳产品最大的消费市场。发达国家征收“碳边境税”美其名曰是“用经济手段推动减排”,却似乎有反复薅发展中国家羊毛之嫌。

总之,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能源转型需符合自己的实际能力,更要保持适度的能源安全水平,对内要避免激进、运动式的能源转型,对外则要结合自己的战略利益参与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