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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记疫情中心的卫生工作者”

20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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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a Current主持人周柳建成就新冠肺炎疫情,隔空采访了世卫组织办公厅主任兼助理总干事施贺德博士。

以下文字的音频(英语)在此。

周柳建成:我是周柳建成。这里是The China Current。欢迎收看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报道。施贺德博士是世界卫生组织办公厅主任兼助理总干事。他是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在德国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了教育培训。他与“人”的关系来自早期抗击艾滋病的工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致命的流行病之一。现在,他利用在中国本土工作多年的经验,为应对武汉冠状病毒疫情发挥着关键作用。我给在日内瓦的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刚刚送走他的同事,他们是由世卫组织领导的一个赴华国际小组的核心成员。我问他,他们首先会去哪里?目标是什么?

施贺德博士:今天晚上,我们的先遣组出发前往北京,他们将与在北京,在国家卫健委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同行进行讨论,为组建一个更大的,中国和世卫组织的联合专家组做准备。这个专家组由双方大约各十名专家组成,他们是国际上最好的专家,是中国最好的专家。他们将审视我们所掌握的冠状病毒疫情数据,决定我们需要在什么地方进行更多的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获得更多的信息,以便真正弄清病毒的作用和行为,以及我们如何才能从一开始阻止疫情在中国的爆发。还有就是,我们要如何保护其他国家和住在其他地方的人民免受可能的疫情影响。

周柳建成:这个专家组是由布鲁斯·艾尔沃德博士领导的,我们都记得他在几年前应对埃博拉疫情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应对方面,这次与那一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施贺德博士:当然,冠状病毒与埃博拉病毒非常不一样。它传播的方式非常不同……在人体内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埃博拉病毒是一种极其致命的病毒,而目前看来,某种意义上说,冠状病毒的致命性要小得多。当然,它更容易传播,这也是冠状病毒让人担心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需更好地去了解它。现在,对一个带领执行核心任务团队的领导者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他必须是某种特定病毒的专家,而在于他对公共卫生原则的深入了解,对流行病学的深入了解——这由数据告诉我们,以及我们要如何组织公共卫生方面的应对。当然,从埃博拉在非洲大规模爆发,到我们现在看到的武汉、湖北以及实际上已经传向全世界的非常明显的疫情爆发,从这些疫情中也可以汲取很多教训。

周柳建成: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个专家小组最终会去疫情爆发中心武汉吗?其他人也在问,为什么专家小组没有更早地前往中国呢?

施贺德博士:第一,我们很可能去武汉。决定究竟去哪里研究病毒、疫情和采取的措施,还要取决于哪里能使我们有最大机会获得所有这些信息。现在很显然,进入爆发的中心地,你有很多的信息,但是,我们也要考虑那个地方正在付出全部精力,他们的人正在日日夜夜地工作,挽救其他病人的生命,确保不再有更多的传染。

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让专家组影响他们现在的工作,我们必须到其他地方去见其他的人,他们的情况没那么吃紧,也许能让我们得到同样所需要的信息,来为我们的问题找到答案,而又不给当地工作,给医院里的人们和社区带来影响。这些决定将在未来三天做出,之后要确定更大的专家组究竟会去哪里进行调查。

周柳建成:那世卫组织是否应当更早前往中国应对疫情呢?就专家组而言,您有什么说法吗?因为当然就在几个星期前,您和谭德塞博士去那里开了个政治会议。但作为一个专家组,要做实地考察,是不是应该去得更早呢?

施贺德博士:你永远都可以说,早几天过去会更好。不到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同中方进行过讨论,我们见到了卫生部长、外交部长,还亲自见到了国家主席。所以,组成一个强大的专家小组,找到可以前往中国的合适人选,与我们在中国当地的同事讨论职权范围和目标,这并不算花了很长的时间。是的,也许再早几天更好,但另一方面,让这样一个专家小组做足准备也是成功的关键。

周柳建成:情况非常复杂而且不断发展,我在这里不是要过度简化它,但有迹象表明什么时候会达到峰值吗?而且我想,所有人都想知道,依你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这次疫情会持续多久呢?

施贺德博士:这个问题当然很重要,但也很难回答。我们确实看到一些迹象,表明新冠肺炎的新诊断人数正趋于稳定,甚至下降。同样令人鼓舞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武汉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出现被传染人数的大规模增加。我们还要记住,除中国以外,在全球范围内染病的人数仍然非常少。因此,我们显然有希望从源头控制住疫情,不会进一步扩散。但确实也得承认,我们对这种病毒,对它的传播方式了解不够。例如,是否存在我们所说的“超级传播者”呢?也就是感染了病毒,并且比别人更容易传播病毒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是说,就好像我们在SARS时期见过的例子,有些人更容易传播病毒,或者是比别人更容易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我们也没有关于疾病严重程度的足够信息。有所有感染者当中,究竟有多大比例发展成重症?所有这些问题他们都要更好地去了解,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疫情的影响可能是什么?我们多快才能控制住它?不过,我想说的一件事是,中国采取的措施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非常敬业,我毫不怀疑他们能为维护世界安全作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中国以外的国家很少有实际观察到的感染。因此,我们必须祝贺我们在中国的同事,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必须继续这样做。我们有控制疫情的机会窗口,必须抓住,但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周柳建成:对于这一点,似乎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因为科学界和卫生界的许多人都说,他们知道要赞扬什么。而没有即时参与应对疫情的圈子之外的其他人,说好听点是,他们一直对这种赞誉以及赞誉的程度感到不解。有没有什么是我们没能理解的呢?

施贺德博士:我认为,对值得赞扬的,我们就要给予真正的赞扬。我们还要非常清楚,在应对措施或科学上,还有什么地方存在差距,对此也要进行讨论。人们总是在讨论是发生了更多好事,还是发生了更多坏事。人们关注的事情不同。但毫无疑问,中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应对措施。

他们把人派去武汉,进入疫情爆发的中心,去帮助阻止那里的疫情,他们做的完全对。他们在八天内建好了医院,之前从没有人见过。这些都是我们要讨论和赞扬的,但现在还必须共同努力,完成对病毒的了解,确保我们可以进一步改善我们的措施。不仅仅是在中国,特别是在……要把这种知识、信息、经验传递到外面的世界,以维护世界的安全。

周柳建成:由世卫组织领导的国际专家组表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是良好的。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宣布是出于多种原因中的一种……而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便于世卫组织与成员国接触,并进行监督,以确保全球性合作。在这次特殊情况下,成员国与此次疫情的发源国中国是否有很好的合作呢?

施贺德博士:你说的很对。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理由,是在我们来了之后才真正开始出现的,是在我们去了中国之后,与那里的权威人士进行了讨论,包括国家主席。当时我们看到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现第一起传播病例,那是在德国,一位商务旅行者,她去另外一个国家参加会议,没有非常密切的接触,但还是传染上了。现在发生的事情是,那人在返回中国的途中开始感到不适,她一回到上海就被确诊了。上海主管部门的做法完全正确,他们拿起电话,打给在德国的同事,德国的同事立即跟进,辨认接触者,以找出已经发生的传染。

所有人都很好,他们在医院里,之后没有再出现传染。通过这样做,通过很好地相互沟通,国家之间、政府之间可以从根本上阻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这是一个例子,一方面说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进行得多么好,而它也向我们表明,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所有国家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才能有我们在德国看到的那种应对。这就是原因之一,是我们为什么在全球宣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原因之一,为的是确保每个人都了解,确保信息可以流动,确保他们可以做系统准备以防传染病进入他们的领土。

周柳建成:世界每天都在听世卫组织的声音。很多信息来自新闻发布,以及社交媒体的更新。但对我们来说,听到您作为办公厅主任、作为助理总干事的声音也很重要,而且因为您有丰富的经验,尤其是早年在中国的经验,以及应对全球艾滋病的经验,这是现代最致命的疾病之一。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吗?从您所看到的证据,从科学方面,现在有什么可以立即学以致用的吗?

施贺德博士:有一件事我们知道,那就是在所有类型的疫情,或者病毒或细菌可以人传人的情况下,只有让社区参与应对,我们才能取得成功。这是我们在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当中认识到的,是我们在埃博拉疫情当中痛苦地认识到的,但也是现在我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所见到的。只有让社区参与,只有与社区合作,确保他们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做贡献,帮助被传染者,帮助医务人员,并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保护自己,我们才有机会真正成功。

周柳建成:看上去,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艾滋病过去和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污名和歧视。它似乎是被描绘成了那个样子,不仅在媒体上,而且在人们当中,在WhatsApp、脸书、推特等非媒体上。这次有多少是针对病毒的战争,有多少是针对错误信息的战争呢?

施贺德博士:你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一次又一次事件表明,污名是与疾病作斗争的最大敌人。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也开始看到类似的趋向,当中国人旅行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难过地看到人们的样子,他们紧张,不想同他们说话,远远避开。疫情几乎使整个国家被污名,尽管他们自己在竭尽全力应对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了解信息,实事求是,了解病毒的作用,该如何应对。而且要清楚,这与国籍无关。病毒可能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有可能感染世界上的任何人。所以,只有共同行动,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我们才有机会共同结束这场疫情。

周柳建成:您谈到了哪些地方值得称赞,并提出了表扬。一个重大的转变,是世卫组织与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合作方式。我想,是您的一个工作人员首先发在Pinterest上,然后就传开了。现在你们与谷歌、脸书、推特合作,它们帮助引导用户找到可靠、准确、及时的消息来源,不仅是世卫组织的,甚至还有人们搜索查找的地方卫生当局。这是否可以为我们如何在各种情况下应对错误信息提供一个样板?

施贺德博士:我认为,这是对付错误信息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们经常认识到,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回溯某个错误信息,指出它是错的,这并不是好的办法,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让错误信息突出于其他信息之上。只要人们寻找信息,只要信息在那里,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帮助人们找到正确的信息,而不是去扩散错误的信息。

这就是我们正与谷歌、脸书、百度和其他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开展的合作。它们与我们合作,因为它们认识到,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了。健康对于每个人、每个在社交媒体上的个体都很重要,他们感兴趣的是要看到正确的信息。因此,这对阅读和参与社交媒体的人来说是有益的,当然,对内容提供者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他们是受信任的提供者,而受信任的提供者更能获得成功。

周柳建成:在这次疫情以及一般疫情爆发的情况下,世卫组织一直很反对限制旅行。然而对于生活在受影响地区的其他人来说,他们会说这种说法是违背逻辑的。你出了问题,那就通过封锁边界来遏制它好了。对您来说这没有意义吗?

施贺德博士: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做到封锁边界,因此更好的办法是做好准备并采取措施,与民众合作而不是对着干。第二,我们从一些情况中看到,人们在并没有真正风险和理由的情况下受到了限制。我想给你几个数字:如果在北京这样有2000多万人口居住的地方,其规模比其他多数国家都大,出现了100例或不到100例感染,传染扩散的几率非常小,应该怎么办呢?

除非发病人数众多,或者没有切实采取好的措施,也就是说,不了解人们从哪里来,也没有适当的风险评估。所以,要有适当的风险评估,比如问他们,你去过疫情爆发中心的武汉吗?或者,你与自己知道的曾经去过武汉,或者已经被传染的人一起生活或有过密切接触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问的。你可以测体温,确保人们在旅行时身体是健康的。这些措施都很有帮助,不会给社会和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失,否则最终会伤害所有的人。

周柳建成:施贺德博士,你们是在多个战线作战。说到底,你们是在打一场关于健康的战争。你们与错误信息的作战,而你们真正面对的,是一场与人们固有观念的战争,有时候是公共焦虑的增加,在许多情况下这确实是出自真正的担忧。您想对大家说些什么?对他们来说,现在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是要牢记并付诸行动的?

施贺德博士: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在疫情爆发中心抗击疫情的那些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承担的重负。这是卫生工作者的英雄行为,他们在工作,不能正常呼吸,必须连着好几个小时呆在那里。还有那些保健工作者,他们走入家庭,看如何帮助那些病人,好让他们不必上街,避免其他人被传染。

这些人真的值得我们考虑和支持。除此之外,我认为现在该是我们展现全球团结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合作。关闭边界……现在不是时候。这是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共同繁荣。我们也一起解决新冠肺炎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可以一起解决的。

周柳建成:我知道您那边已经过了午夜,还要工作好几个小时,然后就是早上了。施贺德博士,非常感谢您在此刻与我们分享这些重要的见解。

施贺德博士:谢谢你与我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