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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犬”是普世概念么?

2016-07-12

一个普通人获得超能力,打败强大恶棍,拯救平民脱离苦海。数百万美国黑人通过非暴力手段反抗《吉姆·克劳》法,最终迫使南方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政界边缘人唐纳德·特朗普和伯尼·桑德斯代表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们与腐化的政治当权者斗争。作为西方人,我们总是被诸如此类的故事所感动。来自底层的英雄排除万难最终斩获胜利的叙事一直吸引着我们。我们爱的就是败犬。

我们或许认为这具有普世性,但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于弱者的执着并不显著。清华大学比较哲学教授、《中国模式:政治精英体制和民主的局限》作者贝淡宁在给卫报的一篇题为《为哥利亚欢呼》的文章中写道,中国人在体育比赛中并不倾向于支持弱者。2008年欧洲杯时,当全世界大多数球迷都支持夺冠希望渺茫的西班牙队时,中国球迷更倾向于选择德国、意大利等传统强队。贝淡宁认为,把“败犬(Underdog)”一词包含的精妙语义翻译成准确中文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那么西方这种被弱者吸引的传统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们如此在意受压迫人们的苦难?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犹太-基督传统以及《圣经》的影响,而《圣经》或许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关于弱者的叙事。

《掀开圣经面纱》一书通过列举考古学证据来检验《圣经》中记述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根据书中观点,很多《圣经》中记述的早期事件,包括《出埃及记》、《士师记》、征服迦南和大卫王与所罗门王治下的强大国家等,很可能是事件发生很久以后——即公元前六世纪到七世纪间——编纂而成的神话。这些记述并非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描述,而是为推动以色列人对日渐强大的外来势力(如亚述、埃及以及后来的巴比伦等)的抵抗而发起的宣传攻势。

《出埃及记》、《士师记》以及征服迦南都是描述处于弱势的少数群体为争取独立与主权而战的故事。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治下的强大以色列王国只是给人们描绘了一个未来世界的图景。这些传说旨在点燃希望并带给人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即只要追随上帝旨意,上帝定会给予人们应许之地。

但是,要想建立一个反抗外来敌人的统一战线,以色列人必须首先建立一个明确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认同。在以色列人大部分的历史中,他们曾经信仰过不同神祗。但在大约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出现了一个日益激进的思想流派。他们认为耶和华应被当做唯一的神来信仰。正如《掀开圣经面纱》一书所说:“《圣经》作者为何对偶像崇拜如此困扰的原因显而易见,因为这是无序社会多元化的标志。外围地区的部落首领按照各自的规则运行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完全独立于耶路撒冷的管理和控制。”(第4188页)因此,崇拜耶和华作为唯一的神就是对社会多元化的抗拒和对创建单一宗教群体的支持。与此同时,与当地人通婚也被严令禁止,而这有助于强化种族认同。只有一个拥有统一种族和宗教认同的族群才能团结起来抵抗强大的外部占领。通过这种方式,以色列人发展出一神概念以及崇拜单一神的唯一正确方式。

如果基督教被认为是对西方世界产生最大哲学影响力的教义,那么儒教则对中国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力。《圣经》强调信仰上帝只有唯一一种正确方式,而儒教则更强调多元化价值。在本月早些时候的见面中,贝淡宁教授告诉我,《论语》中最著名的一个理念即是“和而不同”。根据这一理念,君子应崇尚和谐而非“统一”或“一致”。他进而描述了儒家教义中用来解释多元化价值的例子。只用一味调料做成的汤口味单一,但若加入其它调料,味道会变得更加丰富醇厚;乐器单独演奏听起来不免无趣,但若合奏,乐声会变得更加悦耳动听。贝淡宁教授解释说:“儒教关于和谐的理念——这并非异乎寻常的观点,因为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和而不同'——是对多元化的尊重,甚或是颂扬。”

贝淡宁认为,我们可以从东西方如何设计祭祀场所找到这种不同的证据。当我们拜访崇尚一神论的宗教场所,如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或伊斯兰清真寺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建筑全都明显属于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在中国,人们经常会在一所寺院中发现来自其他信仰体系的影响。贝淡宁教授说:“因此,这种唯一论、唯一正确的方法、所有人都应当遵循这一方法的想法,事实上不仅对于儒教来说相当陌生,可以说对于中国思想或精神来说都相当陌生。”

孔子自身也很可能不会赞同少数族群自我封闭、坚持独立的想法。中国哲学传统支持的是“天下”这种概念,即天子接受天命治理天下。其他首领可能会掌管一些附属国,但他们统治的正当性必须来自于天子授命,同时必须向其朝贡。少数族群只有接受这种统治体系才能被允许保留各自传统免受中央政府干涉,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将被降格为二等身份。

如果考虑到受众不同,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圣经》和儒教对于处理少数族群采取了不同方式。孔子希望可以对一个强大的天子施加影响从而帮助其一统天下。对于需要统治一个疆域极其广大国家的帝王来说,孔子的这种做法可能更加明智。对于少数族群的压迫可能会造成其反叛。相反,利用软实力以期后者最终归化是更优选择。即便无法彻底归化,少数族群也可以在帝国疆域内和平共处。归化或和平共处或许正是公元前七世纪法老对于以色列人的希望。如果关于那段历史的正统叙事可以被重写,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个建立在完全不同价值体系上的社会出现。然而,早期《圣经》故事是作为少数族群的以色列人奋起反抗的号角。对于他们来说,对抗和抵抗意味着独立和统治自己疆域的权力。

因此,西方文明将少数与多数族群间的关系视作天然的冲突。西方人倾向于通过弱者的视角观察世界。我们在《圣经》的故事中看到的是沉浸于争取正义与独立圣战中的自己。就像《掀开圣经面纱》所总结的:“正如查理曼大帝的臣民将他视为征服者大卫王那样去崇拜——正如奥斯曼苏丹苏莱曼将自己视为所罗门王智慧的化身——其他处于截然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群体也会在自身的斗争与《圣经》中以色列人的斗争之间建立认同感。中世纪欧洲农民利用《希伯来圣经》中的形象和英雄作为战斗旗帜来发动天启般的反抗。新英格兰新教徒拓荒者甚至想象自己就是游走在荒原之中的以色列人,正是他们在新发现的草原和森林中重建了应许之地撒冷、希伯伦、歌珊地和新迦南。”(第5348页)

维护少数群体权利是美国创建整个民主架构的目标。美国的权力制衡、定期选举和人权法案都是为了保护少数群体的权益不受多数人侵害而设计。

但在中国,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少数群体利益必然与多数群体利益相冲突,同时他们也不认同少数群体有分裂的需求。正如贝淡宁在《为哥利亚欢呼》中写道:“一个肯定让我那位参加过三次革命战争的中国岳父不快的方法,就是告诉他,我说法语的母亲支持魁北克从加拿大独立。'为什么她会想要分裂国家?'他对此感到不解。更大才更好,难道不是么?” 贝淡宁说,中国人也同样不关心西藏的独立。“我目前还没有遇到过一个为了让少数族群享受自身生活方式而支持分裂国家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