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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外籍人士”

2016-03-03

过去,每当念及华人在美国的“移民经历”,我都会想到电影《喜福会》。我会想到与孩子有文化隔阂的父母们,想到语言障碍,想到在陌生环境中联合起来对抗偏见彼此扶持的紧密社团。我从未想过自己与这样的社团有什么共同之处。毕竟,我属于美国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就在大约一年前,互联网上出现了“外籍人士”与“移民”概念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外籍人士”这个词强化了白人特权,因为尽管它的意思基本上与“移民”一样,但它只被用于白人。作为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我一直向认为自己是一个外籍人士。但在读完这些文章之后,我产生了疑问:我与美国的移民社团究竟有几分共同之处?我有什么可以与那些走在另一条路上的中国移民分享?

作为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并非易事。有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深层的文化挑战。我生活在一个与我的国家价值体系截然不同的社会,一个并不一定认同我的核心信念的社会。这种环境会让人质疑自己的身份认同,它的发生与《喜福会》角色所面对的没有什么不同。

当我回家在洛杉矶放长假时,我决定走访中国移民,看看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样的。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在美国很多年,与美国人或其他移民结了婚,有了孩子,做起了生意,开始拥有自己的事业。所有人英语都说得相当好。

我问他们在美国遇到了哪些挑战?遇到的种族歧视有多严重?受到何种美国价值观或习俗的困扰?是否纠结于美国人或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是否担心子女丢失了自己的传统文化?

与我交谈的大部分人,是在1978年中国开放后的第二波华人移民潮中来美国的。不同于19世纪末来美国修建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在加州淘金热中挖金矿的第一波移民,近些年的中国移民技术与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如今,他们的收入与教育水平中位数超过了其他移民与非移民群体,他们比其他移民群体更有可能获得公民身份。

和我交流的这些移民似乎过得很不错。至少根据他们愿意告诉我的来看,他们没有遭受身份认同的巨大磨难和《喜福会》式的文化障碍。与我交谈的一个留学女孩苏菲·范(音译,下同)告诉我,美国没有什么事情让她真正感到意外。“有时候,我甚至没觉得自己正在外国生活,”她说。曾经在法国呆过的海伦娜·张在回答我有关国家身份认同问题时表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拥有一间发廊的蔡女士说,她有不同种族与国籍的美国朋友。“我喜欢各种各样的人,”她说。“都没有关系,我和谁都能交朋友。”

也有一些抱怨。在洛杉矶西区执业的针灸师马秀玲说,她的一位老年客人居然自己掏钱付治疗费,而她成年儿子就在旁边,这让她感到吃惊。嫁给了一个有两个孩子美国人的护士韩薇告诉我,她以前有个同事无缘无故对她十分冷淡。“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她指着自己的皮肤说,“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大多数人似乎没有受到多少困扰。应该说,我只能接触到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如今超过两百万中国移民住在美国,有超过两百万独一无二的故事和经历。我敢肯定有人会讨厌住在美国,也有人从来没学过英语。但就我交谈过的这些人来说,他们似乎比我在中国认识的所有美国人都更容易融入当地。如果你问我那些在北京的外国朋友,有什么是他们不喜欢的,他们能随口列出来一里长的单子来。

那么区别在哪里?

我觉得一部分来说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有关。据我在中国的那些亚裔美国朋友说,当他们告诉别人自己是美国人的时候,对方往往都不相信。有时人们会很诧异地问他们,为什么中文讲得这么烂,甚至说他们是“差劲的中国人”,因为离开了“他们的”国家。

同时,我就一种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无论我中文有多好,无论我对中国文化有多深的了解,由于我的外表,我永远不会被完全接受。在中国,种族与国籍紧密相关,这与美国迥然不同,美国有移民成为美国公民的传统。然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在人们心中,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在中国,外国人永远是“老外”。

在美国对移民的恐惧似乎在上升的时刻,这么说可能有误导。眼下的大选表明,美国并不是永远欢迎外来者,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第一波华人移民潮随着1882年的《排华法案》而终结,这一法案在此后60年里阻止中国劳工移民到美国。我们当然有仇外心理。我不是想遮掩我们的过错,但我认为总体来说,我们比其他许多地方都更包容。

我认为,中国移民比美国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的特权性质。通过学习语言和文化融入美国社会,有实实在在的经济上的诱因,但在中国并非如此。中国的年轻人都拼命想学英语,以便与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界交流。在大城市,许多当地人都会说一些英语。而多数美国人来中国是教英语,或者是做并不需要具备汉语能力的特定工作。所以如果有人不想融入当地,那么也真的不必去融入。

由于有文化差异和美国特权,美国“外籍人士”与中国“移民”出国在外的体验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过,除了社会经济因素,心态也是重要原因。我和在北京住了15年的美国人吉姆·格拉多维尔谈过。他的中文仍然有限,但已经领养了两个中国女儿,妻子也是中国人。我问中国有什么令他感到困扰的,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我非常幸运,”他说。他告诉我他曾经当过奥运火炬手。他在讲述的时候,我不禁觉得他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地积极、乐观。

他使我想起那些和我交谈过的美籍华人,尤其那位将自己称为“世界公民”的女孩。我相信这些是最终成功走过来的人。他们有着那么强的适应能力与接受能力,你把他们放到任何地方,他们都会生生不息。他们是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人,而不是过几年就收拾行李回家。他们鼓舞了我。我也希望自己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找到家的感觉,希望成为一个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