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试验中发展

2015-06-19

五年前，很少有人预见到中国能有阿里巴巴、百度、腾讯和搜狐四家企业进入全球互联网公司十强（按访问量），也没人预见到中国会出现华为、小米这样的创新型跨国公司。多数人更想不到的是，中国越来越多地提供全球性公共品，比如“一带一路”战略就旨在提供将欧亚地区连为单一大市场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更吸引人的新消息是，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中国（包括香港）今年以来首次公开募股（IPO）总金额已经达到290亿美元，几乎是美国市场IPO融资额的两倍。

无论用哪种指标衡量，中国的创新速度和创新规模都在增长。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发生在今天？

答案就在于，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贪腐、污染、难以为继的地方债务、鬼城、影子银行、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以及政府对经济的过度监管。当然，没人认为上述这些对中国有利，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些挑战为改革增添了紧迫性，并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上，这些挑战带动的转型规模是传统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无法反映出来的。

中国长期以来都在全国和地方层面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否则它不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成功的关键是持续不断进行试验，而且它对这一信条的追求似乎愈发执着。

例如，电信、公路、铁路、航空和海上运输的网络化，使中国成为全球耐用消费品生产枢纽，分销能力大为提升。最近中国开始以同样模式发展立足于知识、更具创新性的经济，这种经济的增长将由服务业和国内消费来驱动。

这么做的结果是中国越来越重视所谓“杀手级应用”，也就是竞争、科学、产权、现代医学、消费主义和勤奋工作的伦理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认为，西方就是靠这些“杀手级应用”崛起，并成为今天的经济主导力量。通过改善政府管理，加强问责机制以及扩大公共品投资，中国尤其在推动市场竞争、促进科学与创新方面取得了进步。

最重要的是，尽管中国的具体目标已经改变，决策者们仍坚守迄今为止行之有效的试验方法。在基础教育、开放科学与创新、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投资和智能手机制造技术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的电子零售和互联网产业突飞猛进。这种开放创新，加上有人所说的宽松的监管，使阿里巴巴这样的平台在整合支付与物流方面领先诸多西方对手。

中国这种“从实践中学”的方法将继续为新出现的问题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比如面对劳动力减少，政府加大了对机器人自动化和其他提高生产力的技术的投入。2008年以来，中国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幅超过15%，中国领导人希望工资上涨对中国竞争力的影响，最终能被由生产力拉动的经济利好抵消，而且国内消费也迫切需要增加。

当然，中国的做法也带来过巨大压力、挫折和失败，房地产、信贷和股市泡沫就是证明，它导致了鬼城、地方坏账和股价波动的出现。但是，引起这些问题的决策措施，如土地管理权下放、允许市场决定人才、贸易、投资和资本的流动方向，却又是取得进步的关键。

中国领导人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并没有逃避风险，而是随时准备改变失败的政策，如果必要他们也愿为错误付出代价。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说明国家已经建立了储备金，因此，中央政府有财政空间去承受犯错的代价。

今天的反贪腐运动应该是中国领导人为矫正以往政策的消极后果所作出的努力。它采取的办法是双管齐下，政府将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便让市场竞争来约束企业管理者的行为，而其他那些国企(通常规模较大)的管理者作为公务员要遵守日益严格的公共责任规则，以及党的纪律。本月早些时候，习近平主席又宣布了一系列新措施。

中国政府正冒着非常大的风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和复杂程度推动结构改革。幸运的是，中国既有经验也有资金进行下一阶段的结构性转型试验。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 Experimental China （2015-0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