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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全球治理 俄乌冲突 气候变化 美伊关系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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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达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 邵育群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所长，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 赵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所长、高级研究员

深圳不是雅尔塔：重新思考中美俄三边关系

2026-11-13

深圳APEC领导人峰会召开前夕，在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播客节目《中国视角》最新一期中，达巍、邵育群、赵隆三位学者围绕正在演变的中美俄三方态势展开讨论。对话剖析了冷战类比的局限性、战略稳定的前景，以及可能促成合作的共同风险。为清楚起见，已对以下文字记录稍作编辑。

达巍：

欢迎收听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播客节目《中国视角》，我们立足全球视野，发出中国声音。我是北京的达巍，今天和我一同参加节目的还有联合主持人邵育群，以及她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同事赵隆先生。

随着中国深圳APEC峰会临近，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美俄三国领导人是否会在深圳会面。当然，现阶段我们尚无法确定这场会晤是否真的会举行，但我们可以探讨这一备受全球关注的大国三边关系，以及它对国际秩序未来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当人们谈论中美俄关系时，他们讨论的究竟是三国之间的三边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战略三角”，还是主要指中美、中俄、美俄这三组相互独立的双边关系？

育群、赵隆，在当前地缘格局下，战略三角还是一个有现实参考价值的分析框架吗？换个角度说，如今的中美俄关系，与20世纪70年代的战略三角相比，核心差异在哪里？

赵隆：

那我先来谈。我认为战略三角作为分析工具依然有其效用，但如果把它当成解读当下国际关系的现成模板，就很容易产生误导，因为这套框架背后的整体逻辑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实际上，我更倾向于使用 “三边互动”，而非 “三角” 这个概念，原因有两点。

第一，国际体系本身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众所周知，冷战时期世界大体分裂为两大对抗阵营，拥有各自独立的政治、军事与经济体系。在那样的环境下，三角外交具备战略意义。华盛顿完全可以通过拉近和北京的关系，强化自身对抗莫斯科的筹码。

但今天，我们已经不再身处冷战博弈棋盘上。三大国被供应链以及各类共同挑战深度绑定。当然，世界碎片化趋势正在抬头，科技领域尤其明显，但我们远没有形成相互割裂的两套体系。

第二点，三国如今的战略优先事项差异很大。威慑固然依旧重要，但相互依存、避免直接对抗的共同利益同样不容忽视。三组双边关系内在运行逻辑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挪动三角的三条边，就期待像50年前那样实现力量格局的转换。

最后一点，世界上还存在其他行为体。欧洲以及全球南方国家有着自身利益与选择。大国关系不再仅由三角内部决定，同时也受更广泛国际局势的塑造。

再回到可能举行的三国领导人会晤，光是外界对这场会晤的讨论本身就很有启示。这说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当今世界，从人工智能风险、地区冲突，到能源与供应链中断，各类严峻挑战，如果缺少这三个国家之间的沟通，就无法得到有效管控。

所以，如果谈三边会晤的可能性，我更愿意把它描述为功能性三边互动，而不是借一方制衡另一方。

达巍：

没错，我认同赵隆的看法。在冷战的1970年代，中美苏之间的相互联结程度，远比不上今天中美以及其他各方之间的联系。现在我们彼此耦合，深度交织。

那时候三方相互独立性很强，一国可以借助第三方为杠杆，去对付另一国。但如今情况已经不一样。育群，你怎么看？

邵育群：

和70年代相比，一个很大的不同来自中国的综合实力。70年代，中国综合国力远不及苏联与美国，如今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整体实力与能力已经提升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用旧视角，或是西方的视角看待这三国关系。中国的历史、文化、战略思维都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随着中国实力提升，三方关系也会呈现出新面貌。这是我的第一点想法。

第二点，我和两位观点一致，即便美国对华推行战略竞争，中国仍希望和美国保持接触，并不将美国视作中国的安全威胁。在当下中美、中俄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美俄关系中，接触都十分重要。至少特朗普总统仍然希望和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接触。这些都是当下不一样的地方。

我还想到去年，大概是2025年上半年，当时曾有一场关于是否会出现 “反向尼克松”战略的讨论。如今外界讨论中美俄关系，与之前那轮辩论有什么不同？讨论重心发生了哪些转移？赵隆，谈谈你的想法。

赵隆：

确实如此。“反向尼克松”的提法自去年以来并未完全消失。这套逻辑很直白：如果中国是美国长期对手或战略竞争者，华盛顿就应当改善对俄关系，降低俄罗斯对北京的依赖。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俄罗斯制衡中国。

但我认为，人们严重低估了中俄关系的基础。中俄关系绝非简单所谓联手对抗美国，它根植于经济互补性，以及双方在地区、全球事务当中的共同利益。

尽管莫斯科与华盛顿双方都展现出推动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意愿，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和解的局限性。即便特朗普与普京达成某种妥协，双方在欧洲安全以及更广泛国际秩序上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

这里要做一个重要区分：战术妥协不等于战略结盟。基于以上分析，“反向尼克松”战略在短期甚至更长周期内都不具备可行性，原因就是前面谈到的，这套三边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邵育群：

我认为人们同样低估了中美关系的韧性。有意思的是，中美已经就构建所谓建设性战略稳定形成某种共识。中美关系先于美俄关系出现稳定态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达巍，你怎么看？

达巍：

首先，不能说美俄关系毫无改善。当然改善幅度很难估量，但美俄两国元首会晤，甚至早于中美元首会晤。所以至少美俄双边关系同样实现了企稳。

即便如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众所周知，中美两国相互需要，谁也无法彻底压倒对方。中美对抗，军事层面风险过高，经济层面代价巨大。两国都意识到，双方不可能完全脱钩，也承受不起军事冲突。如果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对两国乃至全世界都将是一场灾难。

我一直认为，结构性力量在推动中美实现关系稳定，这不单单是领导人的主观想法。这些结构性力量包括：双方都是具备威慑能力的军事大国；经济上，供应链领域存在所谓“相互确保扰乱”效应，以及其他多重因素。

基于以上种种，我们承受不起双边关系进一步滑坡。这就是你所说中美关系实现企稳，双方形成“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一框架理念的原因。

邵育群：

说得很到位。讨论大国关系，往往会引申出关于国际秩序转型的宏大问题。两位认为，大国关系的演变能否决定国际秩序的发展走向？欧洲、全球南方等其他国家如何看待大国在塑造、改造国际秩序当中扮演的角色？大国协调和世界多极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外界担忧会出现“新雅尔塔”或是大国共管的局面，这种担忧是否具备现实依据？放在今天，这类担忧是否还有意义？问题有点多，赵隆，你愿意先谈谈其中一部分吗？

赵隆：

好的。首先毫无疑问，塑造国际秩序的主体不只有大国。谈及多极世界，同样需要明确的是，多极化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更稳定的世界，关键要看我们谈论的是何种形态的多极化。

现实中存在不同的多极化路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美国高层官员也承认多极化趋势，但美国人理解的多极化本质上依然是竞争性的，也就是各大国承认彼此实力，但竞争持续加剧，最终目标是维护美国霸权地位。

还有另一种思路，比如共存，这种思路强调的是恢复各大国势力范围。而中国秉持一套完全不同的理念，是平等有序的多极世界。这套理念讲求互补，并非简单在大国之间重新分配权力，而是要供给更多全球公共产品，同时不建立排他性集团。

再来谈谈新雅尔塔。我去年的一篇文章提出，中国几乎没有理由欢迎新雅尔塔，不接受大国瓜分世界的格局。中国的发展极大受益于全球化、互联互通，以及和世界各国、各类集团建立的联系。回到势力范围逻辑，必然会破坏这些有利条件。

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从历史上看，旧雅尔塔体系下，中国是主要受害方之一，所以中国会持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包括中等强国、全球南方国家在内的各方共同改革现有全球治理体系，而不是打造一套新式雅尔塔体系。

邵育群：

我同意。中国自身的身份定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身处这一阵营，中国十分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发展中国家最优先的诉求依旧是经济与社会发展。

它们对大国竞争、新雅尔塔式势力范围格局抱有重重顾虑。它们担忧几种前景：大国之间爆发军事冲突、被迫选边站队，以及大国竞争带来不确定性。它们还担忧，仅由大国制定的规则会损害自身正当权益，担忧大国竞争造成全球治理失序，进而侵害其自身利益。

中国对所有这些关切有着深刻体会，这也是中国不会谋求打造新雅尔塔体系的另一重原因。

达巍：

感谢育群梳理其他行为体的顾虑。在此基础上我想抛出几个问题，先对你们二位刚才的发言做一点补充。

我们必须承认，大国是塑造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力量。中美俄固然举足轻重，但世界上还有其他行为体，刚才你提到欧洲、全球南方、新兴市场，这些国家正在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即便中美俄有主观意愿，也没有能力主导国际秩序、划分势力范围。举个例子，二战结束后，美国一国GDP大约占到全球一半。而今天，就算把中美俄三国加在一起，也达不到那样的体量。

赵隆提到，1945年雅尔塔会议，中国实际上是受害一方。给不太熟悉这段历史的听众补充一下背景：中国是二战主要参战国、战胜国，与苏联、英国、美国并列，但美苏英三国当时决定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雅尔塔协定还承认外蒙古事实上的独立，尽管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反对。

大国划分势力范围，损害第三方利益，中国曾深受其害。正因如此，中国完全无意接受任何新式雅尔塔协定。

回到育群刚才谈到的各类现实担忧。虽然我们认为中美俄不会达成新雅尔塔协定，也不会召开雅尔塔式会议，但三大国应当如何回应这些关切？在不去划分势力范围、不去决定第三方国家命运的前提下，大国怎样助力冲突解决？可以做些什么？育群，要不你先讲一下？

邵育群：

我认为，大国外交有几条重要原则。第一，当国家之间爆发冲突、争端持续时，大国应当坚持外交优先。第二是自我克制。第三是，大国要加强同地区国家、利益攸关方对话。无论冲突发生在哪里，大国都应当更多和地区当事方开展对话外交磋商。这是大国的责任。

看待地区冲突的解决，不能秉持零和思维，不能只算冲突结束之后谁赢谁输，或是仅仅着眼军事冲突平息后的地缘战略利益。要摒弃零和思维，同时避免经济议题过度安全化。从中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处理各类争端、军事或安全冲突，要溯源问题根源。很多根源并不来自军事安全层面，而是社会与经济层面。因此中国处理武装冲突时坚持长远视角。

我知道，这些冲突盘根错节，很难化解。但大国需要新思维，不能只用冷战乃至更早时期的经验应对当下挑战。

达巍：

赵隆，你有没有补充？

赵隆：

当然，我完全赞同育群的观点。我想着重强调，大国应当加强自我克制，摒弃零和心态。除此之外，大国就应当有大国的样子，要承担维护和平稳定的共同责任。

我同样认同地区冲突的化解极其复杂。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华盛顿、莫斯科、布鲁塞尔各方立场差异巨大。仅仅依靠大国谈判，仅仅依靠美俄中三方，无法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但大国的确肩负共同责任：防止冲突升级、保持外交渠道畅通，为政治谈判创造条件。在这一点上，大国可以多做工作推动和解，而不是单方面敲定解决方案。

这就是为什么大国之间深化互动对话意义重大，要围绕地区冲突、冲突化解、危机管控、防止局势升级展开沟通。但我们也要对实际成果持现实态度。相关努力，除了大国参与，还需要卷入地区冲突及其根源的全部利益相关方参与。

邵育群：

还有一个问题，大国关系实现稳定，是否必然带来全球稳定？有没有可能大国之间相对稳定，但欧洲、中东、亚太等地区反而变得更加动荡？

达巍：

我认为三国关系稳定，并不必然带来全球稳定，但同样也不必然造成国际秩序或是地区秩序失序。结果完全取决于三国如何开展互动，以及其他行为体能否参与谈判、同三方保持沟通。

我理解世界很多地方都存有顾虑。人们担心，一旦三国领导人会面，就会决定或主导其他事务。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三方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达成雅尔塔式协定。如果真召开一场雅尔塔式会议，反而会引发其他地区动荡，但我判断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坦率地说，不少外国同行对这场潜在会晤心存疑虑。除了担忧雅尔塔式交易，他们还提出，俄罗斯正和乌克兰交战，美国正在中东与伊朗发生军事对抗，所以他们问，这三个国家凭什么能决定全球问题？

我倒不认同这种看法。现实来看，其中两国确实身处军事冲突中，但和冲突当事方开展接触依旧意义重大，更有利于和平稳定。试想，如果三国领导人齐聚深圳，彼此却不碰面、不沟通，这对国际和平绝非好事。三国领导人，乃至其他各国领导人相互对话才是正向选择。

形式上可以是双边会晤，也可以举行三边会晤。APEC本身就是多边会议。接触才是和平稳定的关键。

邵育群：

我同意。中国政府一贯强调，大国对维护国际和平稳定负有特殊责任。当前中美之间、美俄之间互信不足，在这种条件下，三个大国是否还能在人工智能、外太空、降低核风险、全球能源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等领域开展协调合作？他们能否携手防范重大风险出现？当危机真正爆发时，能否有效管控局势、阻止事态升级？两位怎么看？

赵隆：

我认为三方完全可以针对这些全球性挑战展开协调，但同时我也主张务必保持谨慎，降低期待，因为在部分领域、部分议题上各方仍存在根本性分歧。

总体来看，尽管三方战略信任水平偏低，但各方都意识到部分领域的风险一旦爆发，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加以管控。

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过去美苏两国军事发展路线、政策差异巨大，不可能全盘接受对方提议，但双方依然形成一定共识，因为都明白不受约束的竞争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我提几个三方有更多协调空间的领域。首先当然是风险管控，尤其是核问题。期待中国与美俄开启三边军控谈判并不现实，美俄核武库规模远大于中国，理当承担主要责任。但这不代表中国要置身战略稳定讨论之外，部分议题三方可以协调，包括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应对人工智能革命及其他新兴技术带来的风险。

第二个领域是人工智能。中美已经迈出重要一步，同意就人工智能风险启动对话，释放了十分积极的信号。未来三方或许也可以开启人工智能三边讨论。

除此之外，能源安全、供应链韧性也可以纳入议程。中美俄在全球能源体系中的位置各不相同，但三方都不愿看到供给中断。可以探讨维护航运通道和能源基础设施的稳定，以及地区冲突带来的广泛连锁影响。

总体上我的想法是，要多沟通，少做不切实际的承诺。各类对话协调应把重心放在风险管控上，而非急于构建制度成果。

达巍：

赵隆梳理了三方潜在的合作领域，观点也很审慎，我比他还要更谨慎一些。

我认为，上述所有议题，三方都很难达成大量细致协议，尤其本次APEC峰会很难实现。距离峰会开幕不足一个月，所有议题都高度复杂，需要漫长筹备，时间并不充裕。

即便如此，三方可以先重申部分原则，因为仅仅重申原则就有价值。比如赵隆提到，不使用核武器，核战争打不赢也绝不能打。

或许三方还可以共同重申致力于维护国际航道与海峡开放，共同承诺恪守核不扩散原则。

当今世界正处在动荡时期，如果三国领导人能重申这些数十年来各方认同、恪守的原则，就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这场潜在会晤也可以为赵隆提到的各类议题开启对话进程。我们当然不可能一个月内就达成协议，但或许经过一到三年的持续努力，能够取得一些成果。

三国政府可以持续对话，也可以推动二轨、一轨半交流。这些举措都会很有帮助，之后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行动。

但我想向二位提一个问题。对于我们现在所讲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即“建设性战略稳定”，有一种观点，我本人也持这一看法，那就是，驱动这一状态的更多是中美之间的相互脆弱性，而非共同利益。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今天中美俄三方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相互脆弱性？即便大国战略竞争仍在持续，这种脆弱性能否成为三方实现一定程度战略稳定的基础？是三方整体，还是两两之间的相互脆弱性更适合成为基础？

邵育群：

我认同，中美关系走向稳定，驱动力并非共同利益，而是相互脆弱性。放到这三个大国上，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对三国来说都是共同的薄弱处，也是可能出现的最坏情景。我没有深度跟进人工智能行业动态，但与该领域专家交流后，有两件事尤其让我忧虑，一是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二是人工智能用于生物实验室研究。

人工智能的发展超出我们的预料与想象，三国面临相同的脆弱处境，应当达成共识，约束人工智能的部分军事用途，约束部分生物实验室相关应用。否则，人类有可能面临灭绝风险，这是所有人的噩梦。所以三方可以致力于划定禁止行为清单。

回到刚才的问题，拿中美举例，双方已经建立经贸对话渠道，也即将开启首轮人工智能对话，但安全领域还缺少相应机制。如果三方想形成共识，启动部分领域“禁做事项”的讨论，就必须有机制支撑。我认同达巍，可以从二轨、一轨半交流入手，但要尽快行动，否则三个大国的前景都难言乐观。

赵隆：

相互脆弱这个概念，最早是诞生在核威慑语境下。如果我们把当下的战略稳定理解为一种可以管控竞争、提升可预期性的关系，那么这套逻辑也许能延伸到三边层面。我们必须承认，如今的脆弱性不再只关乎核武器，正如育群所说，还包括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核心供应链。中美俄都具备释放战略压力的强大能力，但三方对于自己能否掌控事态后果，信心都在下降。这就是相互脆弱性的重要意义。

如何把战略稳定拓展到三边？我把战略稳定划分为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威慑导向的稳定，各方清楚对抗代价，主动避免冲突。第二种是风险管控导向的稳定，各方搭建沟通渠道。第三种是合作导向的稳定，各方依托广泛共同利益，推进制度化合作。

现阶段中美俄尚不具备实现合作导向稳定的条件。但从威慑型稳定向风险管控型稳定迈进，就已经具备重大意义。

我们完全可以推动就育群提到的议题开展对话，在三国都认识到如果不妥善处理误判、后果将对所有人造成巨大影响的领域展开对话。所以把战略稳定拓展到三边是具备可行性的，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达巍：

没错，脆弱性对当下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美俄双边，核领域的相互脆弱，同样维系着两国关系稳定。

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固然拥有相互脆弱性，但军事、经济层面的脆弱格局会被技术改写，人工智能就有可能改变核战略稳定，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未来也会发生变化，比如美国想发展自己稀土技术，中国想生产自己的芯片。

与此同时，除两两之间的相互脆弱，人工智能还带来三方共同的脆弱性。这类共同风险正在快速显现，不是十年之后才会到来，可能几个月、一两年之内，就会摆在三国乃至全人类面前。

超级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固然蕴藏巨大机遇，但也会对所有国家构成致命威胁，尤其是作为领跑国家的中美。因此，围绕技术奇点、通用人工智能的博弈，并不只是中美之间的零和游戏，它有可能演变为关乎全人类生存的威胁，这就是共同脆弱性。

面对这类共同脆弱，我们必须携手应对。现在虽然已经有政府间对话，但节奏跟不上技术迭代的速度。要意识到，一年之后局势就可能大不一样，未来我们需要加快应对这一挑战。

邵育群：

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到此结束。感谢达巍，感谢赵隆参与本次对话。

今天我们探讨了中美俄关系，以及它给全球稳定、国际秩序转型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大国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安全，乃至人类未来肩负特殊责任，应当秉持负责任态度，履行自身义务，在应对国际社会共同挑战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达巍：

谢谢各位。感谢收听《中国视角》。立足中国，放眼全球，想了解更多中国学界对国际事务的思考，欢迎订阅本播客。我们下期见。

AP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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