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对伊朗发起战争引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危机，进一步撕裂本就脆弱的跨大西洋战略互信。

欧盟牺牲中国利益向美方递投名状，既是高估自身能力，也忽视了中方的韧性和战略定力，并给中欧推进务实合作及在全球性问题的协调带来更多困难。

欧盟推进“经济优先”的实践仍然面临不少挑战，其对美国的策略性妥协也在不断侵蚀自身的经济独立性。

欧洲当权者积极“反击极右”，将对特朗普2.0时期的美欧互动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欧盟未来的“转向亚洲”及深化与“全球南方”合作，应更加关注如何携手应对美国摒弃国际道义和责任所带来的后果，如何构建一个“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时代，保持开放包容和互利互惠。

马斯克同欧洲右翼政党打得火热，实则代表了双方背后的美欧保守主义势力在外交、政治与经济利益上相互利用的趋势，对特朗普2.0时代的跨大西洋关系互动也将造成较显著影响。

如果继续令自身经济政策陷入地缘政治窠臼，并消耗有限的资源，欧洲未来将更难扭转新兴产业地位和国际经济影响力缓慢下滑的趋势。

政党更迭对中英、中法关系基本面的影响有限。但作为政治更加左倾的国家，英法也许会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应对大西洋彼岸右转浪潮及其外溢冲击的重要抓手。

法德有意借马克龙访德展示双方加强合作、共同塑造“欧洲主权”的决心。 但美国不会允许欧洲朝独立自强、摆脱北约控制的方向走太远。

随着美国出现“特朗普回归”的趋势，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被广泛抨击和针对的德国，是否应当考虑加强中德、中欧各领域合作的韧性，以缓解经贸、气变、中东局势等方面的“特朗普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