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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积敏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西方价值观困境与拜登政府政策走向

20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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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选总统拜登表示要通过在国内树立西方价值观榜样的方式来重塑美国的道义领导力,这抓住了当前美国与西方世界诸多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即西方价值观困境。这种困境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层面。

西方价值观面临的内在困境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成就是西方价值观具有内在吸引力的物质基础,一定程度上也为其对外扩展提供了“合法性”与“合理性”。然而,资本主义危机的频繁发生,尤其是系统性危机给西方价值观造成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毋庸讳言,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持续进行着内部的调适与改良,某些政策实践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也愈加复杂。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至于制度危机。可以说,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已然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贫富差距、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等弊端更加凸显。在疫情防控中,很多西方国家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谎言谣言四起,反智主义盛行。种种乱象带来的是无数生命的逝去以及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良政善治等西方价值观核心理念的深深质疑与深刻反思。著名语言心理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当下人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利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仔细思考“我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瘟疫(neoliberal plague)其实是造成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

多党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志,也是它们衡量民主体制的标尺。然而,多党制并不能保证政府治理效率,也不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反而可能成为派系斗争、“甩锅”卸责、推诿扯皮的工具与借口。例如,美国两党制已蜕化为身份政治、权力政治、“否决政治”,相互倾轧、勾心斗角取代了合作共事、求同存异,相互间的权力之争取代了治理能力竞争。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之际,两党之争也未能有少许的收敛,反而因为总统大选年而变得更加激烈,这也是造成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的重要原因。如此将党派利益置于民众利益之上的行为令人唏嘘不已。面对严酷的现实,美国人在认真思考“国家是否处于正确的方向与轨道”这个问题。2020年8月23—9月1日,美国多家民调机构就此展开调查,结果均值显示,65.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走上了错误方向,认为正确的仅有28.2%。可见,美国等西方社会对它们在践行价值观方面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冲突感到了疑惑。

与此同时,西方价值观面临的外部困境一样真实。这种困境主要源自于西方价值观对外扩张的严重后果让世人警醒。以美国民主为例,它具有双重标准,即话语标准与政策标准:在话语表达上可以将美式民主描绘得天花乱坠,并将自己塑造成“民主卫士”,但在政策实践中则必须要务实,执行何种标准完全依据利益来决定。例如,美国民主推广战略的对象是经过慎重权衡的,对于那些在地缘战略上无关紧要的地区,美国并不热心于推广民主价值观,而对于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或国家,美国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价值观战略,甚至于动用武力实现“政权更迭”。亨廷顿曾坦率地指出,民主需要提倡,但需要以服务于美国资本利益的方式。

西方国家煞有介事地将民主价值观推广视为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必要之举。然而,很多事实恰恰反映了相反的情形。西方民主输出的地区多成为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人道主义灾难频发的地区,如伊拉克、利比亚等。正因如此,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推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的质疑与抵制。曾任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国家安全顾问、现为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科林·卡尔坦承,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三大重要变化,“民主在世界范围内步履维艰”是其中之一。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更将主题确定为“去西方化”,其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2020》指出,世界正在远离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自由、法治、普遍人权等价值观,而西方国家内部也游离于这些价值观念,“西方自身可能也日益不那么西方化了”。

因而,拜登政府尽管抓住了美国与西方世界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但要真正找到应对之策并持续有效地推行却并不容易。从这个角度来说,拜登政府有可能将国内事务作为其执政的优先方向,将重塑与凝聚西方世界的价值共识以“重新找回西方”作为其外交事务的优先方向。会否如此,世界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