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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病”还有治吗?

20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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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新冠疫情是对人类的一场大考。令人没想到的是,作为“学霸”的美国几乎交出白卷,其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竟然占到全球总量的1/3。过去一周来,这个自视为“人类灯塔”的国度更陷入持续而激烈的社会抗争,疫情、重启经济、民权、党争、舆情等多重诉求相互叠加,混乱和撕裂让人们普遍有窒息之感。

对此,美国有识之士哀叹“这个国家病了,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德国总理默克尔直言不讳,认为美国的问题在于“贫富差距太严重”。其实,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自然的伴生现象。20世纪初,美国贫困人口约有1000万(占总人口不到1/8),那时社会关系的紧张程度可以想见。但是美国终究没有发生全面的社会革命,而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改良缓解了阶级矛盾。战后美国工人每年平均工资增长率9%,至20世纪60年代,美国居民住房、医疗、交通、文娱等开支已超出吃、穿等基本开支的近一倍。然而,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中产阶级总人数下降,多数人收入水平不增反降,社会结构由“橄榄型”回到“哑铃型”。2011年秋天,美国爆发了持续半年、波及各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如今在全美各地上演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正是其历史的回声。面对周期越来越短的社会反抗现象,美国的制度纠偏机制为何一再失灵呢?在各种可能的解释中,我认为有三个主要原因,且具有不可逆性:

首先,经济结构上内虚趋势加重,社会分配的“蛋糕”难以做大。近30年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以互联网技术与产业链水平化分布为特征的,美国资本在主导、获利的同时,也给本国经济埋下了空心化的陷阱。大规模产业外移使美国核心竞争力转向技术研发、金融服务等全球价值链顶端,对外货物贸易收益减少,同时也造成一般制造业萎缩及其吸纳就业能力的下降,其社会后果必然是一方面不断推高美国财富的集中度,另一方面持续收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机遇通道。更有甚者,由于联邦财政多年入不敷出,债务率居高不下(预计2020年将高达152%),美国政府只能优先保经济增长和照顾龙头企业,社会福利开支只能忝列其后,二次分配的制度调节空间受到严重压缩。

其次,国防开支占比不断攀升,把美国财政赤字的窟窿越捅越大。在虚拟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金融业和美元霸权是美国的“命根子“,其全球信誉主要靠美国军事霸权来支撑。这就造成一条紧密勾连的利益链,各大财团、军工复合体乃至科技研发机构、智库等形成特殊利益集团,想方设法制造安全假想敌,甚至不时游说官方开动战争机器。结果是,金融霸权和连年征战给少数人带去不义之财,却不断“烧”掉美国百姓的福祉。

最后和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实践严重“走板”,背离其制度设计者的“初心”。据普利斯顿大学的调查显示,“无论某项议案的民众支持率为30%或100%,均不影响它在国会通过或被否决。换言之,国会立法已同其民意代表功能日益分离”。事实背后的真相是,每个议员任职期间要用70%精力为连选筹款,平均每天需筹到4.5万美元,而筹款对象只限于企业巨头、利益集团,后者仅占美国人口总数的0.05%。政治为有钱人说话和办事,而关涉普罗大众民生的贫困、医疗、住房、环境等议题只能靠边站。如此循环往复,更造成美国社会阶层鸿沟不断扩大,制度妥协余地越来越小,国家决策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渐行渐远。

曾几何时,人们用“荷兰病”、“拉美病”形容某种决策短视造成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可悲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敢用“美国病”一词来定义我们正在经历的深刻事变。在美国官方长期营造的对外话语权笼罩下,即使看出美国生病的诸多端倪,善良的人们仍不免对其“自我纠错能力”抱有幻想。美国之病还有没有治?现实表明,社会利益愈益固化导致政治体制僵化,使得自上而下的变革愈加不可能。而自下而上的变革最终要由美国人民来推动。“上帝保佑美利坚”,人民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