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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秦晓鹰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信用——中国日益强烈的诉求

2019-05-20

最近,“个人信用制度”、“规则”、“黑名单制度”、“诚信”等词汇经常出现在中国公众的社会经济生活中。甚至某些官员在外事活动和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时,这些词语也使用得越来越频繁。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主旨演讲中说:“规则和信用是国际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也是国际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提。”

其实,中国官方媒体使用“信用”、“诚信”这样的字眼並非始自今日。早在15年前,也就是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先生主政时期,中共作为执政党就明确提出“要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並且表示要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成一套社会信用制度。当时在中国执政党的有关构想中,这套信用制度只包括三个内容,即政务、商务和社会。

遗憾的是,中共在15年前的这一设想要完全变成现实,却並不顺利。相反,随着各类社会经济运行的活跃,各种经济契约方面的失信现象变得日益严重。无论是在生产、流通、金融、税收、政府采购、电子商务,还是在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社会保障、劳动用工等领域,从自然人甚至到司法领域,都出现了日趋严重的失信行为,有的行为已经触及一个正常社会必须保持的公平正义底线。

此外,中国一些企业在生产销售环节上的造假行为,一些个人在金融信贷上的欺诈行为,不但让公众对国家社会管理水平的信心发生动摇,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形象。

凡此种种,让中国执政党的高层对建立全社会信用体系,包括个人信用制度有了很迫切、很强烈的感觉,並开始采取一些果断措施来“防治”这种信用缺失综合症。对普通公民和普通企业来说,政府的这些作为主要体现在建立了遏止各式各样失信劣行的“黑名单”制。这种基于自然人信用记录的制度,己经在金融、交通等领域收到良好的成效。

但这只是浅表的实践,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恐怕还在于中央政府己经看到中国建立信用体系和制度的要害所在,懂得了要从四个方面痛下决心,方可改观。中国国务院根据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原则制定了从2014年至2020年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李克强总理在国务会议上说得很明白:“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尤其对老百姓反映强烈的坑蒙拐骗、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要公开曝光、坚决整治,让失信者在全社会寸步难行。”

中国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第一重点是放在政务诚信上,把政府和公务人员的诚信视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庞大周密、覆盖全面的行政管理网络的国家,政务诚信放在第一位势所必然。

而内容最为庞杂,目前弊病最多,诚信度最低,也是亟待补救的,就是商务诚信了。中国政府把商务诚信视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所以我们常常可以从官方媒体上看到金融、税务、价格、工程、政府采购、招标投标、交通运输、电子商务等领域有关信用制度的好或坏的消息。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会把社会诚信视为社会信用全系统中的基础环节呢?这是因为医药卫生、社会保障、劳动用工、教育文体、知识产权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失信行为,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的屡禁不止,在全社会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加强和完善自然人的信用建设,包括准确的信用记录,在中国是一项十分巨大又必须完成的信用体系建设任务。没有自然人的信用体系,还能算一个现代国家吗?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总体构想中还把司法公信作为重要内容。这等于坦承中国以往在司法过程中,由于公信力的不足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也自然会损害人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崇仰。也许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决心维护司法的公信,所以我们不仅可以在许多新闻中看到执法护法的案例,就连家庭妇女和宅男宅女平日看的电视连续剧中平反冤错案的内容也往往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概括地说,习近平主政中国之后,中国政府加快建设包括个人信用制度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其背景还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多向性快速发展己经到了只有加以适当约束才可保证健康的阶段。此外,也是因为社会失信造成的损失过大,必须刹车。当然也是因为中国在全球经济链条中的地位,决定了自己必须遵循世界经济的基本规则。一句话,这是一件可以让中国人和世界各国都高兴的好事,它标志着中国经济状况和社会需求己经摆脱了不讲究信用的自然经济水平,也逐步摆脱了原始状态的重商主义阶段,而迈上了一个以现代经济为主体的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