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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挑战:家庭暴力与公共政策

2019-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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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是全球共有的不幸现象。它跨越了国界、文化和社会经济的不同,给人们尤其是女性带来伤害。全球平均每四个妇女当中就有一人遭受家庭暴力,这在美国和中国基本是一致的。家庭暴力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深远的破坏性后果,无论在心理、身体上,还是在经济上。中国和美国在反家庭暴力方面都存在先天的障碍,从文化禁忌,到公共政策选择和资源的有限。两国在制定相关立法方面也取得过巨大进展,但近来都面临着政治气候变化或实施势头减弱的挑战。在反家庭暴力方面,中美面临着不同的挑战,然而结果却是相同的:减少了对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受害者的帮助支持。

美国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

2018年4月,特朗普政府悄悄地让美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定义内容出现倒退。由于把幸存者从家庭暴力的法律定义中剔除,他们更加难以寻求保护自己免受精神虐待、操纵和胁迫。专家们指责这些变化是美国司法保护被削弱的关系因素。虽然众议院于2019年4月通过了某些与家庭暴力相关的枪支所有权限制,但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它也没有在更大范围内解决家庭暴力立法问题。

奥巴马执政时期,家庭暴力的法律定义既宽泛又符合最佳国际实践,它包括精神的、身体的、经济的以及性虐待。这种做法得到全美犯罪受害者协助中心和全国家庭暴力热线的肯定,这两个非营利组织在正确定义和反对家庭暴力方面有数十年的专业经验。在奥巴马时代,改革与更全面的保护基本上是同步的。自从1994年《防止对妇女施暴法》通过以来,每一次追加的再授权(2000、2005和2013年)都提供了更多的标准和资源。《防止对妇女施暴法》是联邦立法,它鼓励执法部门、司法人员和公共/私人服务提供者之间进行合作,以便处理受害者群体(包括老人、残疾人、儿童和青年)的特殊需要。它还授权为受害者提供过渡性和长期住房,要求举报疑似虐待行为和保存统计记录。这一法律的架构主要是通过捐赠,授权提供从热线到收容所等一系列服务。

特朗普政府取消这些保护措施的动机尚不清楚。通过非营利组织的广泛参与,通过司法部的统计记录保存,美国领导着对家庭暴力问题的研究。这项研究确切地证明,家庭暴力还包括身体暴力以外的行为。一开始的系统性精神控制和操纵,往往会升级成为身体暴力,或者对行动自由和财务资源的控制。如果大量研究表明这些动态是真实的,那么,让女性易受虐待和剥削怎能符合美国的利益呢?家庭暴力的法律保护标准退回到上世纪70年代,对此特朗普政府是否觉得应该负有责任呢?

中国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及法律环境

虽然特朗普政府使这些关键要素出现倒退,但中国正在为实现其定义广泛的反家暴愿景而努力。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承诺采取全方位的法律程序保护受害者。该法将“家庭暴力”定义为法律术语,提供保护,并对法官、社区人员和执法部门提出具体要求。从本质上说,这部法律把反家庭暴力当成共同的责任,要求雇主、学校和邻居监督并报告家暴现象。

在被举报的情况下,中国《反家庭暴力法》主要是通过保护令(类似于限制令)提供的新法律保护,并通过告诫书授权雇主、政府官员、社会工作者和执法部门进行早期干预。当案件提交到法庭(如果他们真这么做)的时候,家庭暴力现在可以作为独立的案件,而不涉及其他民事或刑事指控。在接下来近三年的实施过程中,大量问题使有效的保护难以实现,这些问题包括定义模糊不清、文化偏见和财力短缺。

在基层,中国对肇事者的惩罚是有限的,因为家庭暴力是民事罪,而不是刑事罪。根据《反家庭暴力法》,最严厉的处罚是最多罚款1000元人民币(约152美元)和“行政拘留”15天,情节严重的才会被刑事指控。当然,上述任何一种选择,都有赖于顺利驾驭中国往往不透明的法律体系,这个体系带给受害者的是额外经济和心理负担。更广泛地说,中国并没有将婚内强奸列为家庭暴力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十个国家没有这么做。

实地调查结果表明,在执行过程中,执法人员不愿意执行法律授权的关键内容,在如何收集证据方面缺乏训练,或者缺少基本的法律保护意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即使受害者克服后顾之忧和官僚障碍,让法庭来审理案件,法官也过分依赖调解作为处理家暴案的一种手段。

前途未卜

说到底,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反家庭暴力都让位给了更能占据新闻头条的事件。家庭暴力是一个久已有之的棘手问题,并且由于原因复杂而缺少彻底有效的公共政策来应对。当务之急是将公众和政治关注引向反家庭暴力,原因与它所具有的挑战性相同:家庭暴力是一个持久的悲剧性问题,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中国在可持续解决家庭暴力方面面临更大的障碍,但对于中美两国的受害者来说,服务的提供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政治意愿和公众的愤慨。对那些无论立法环境如何都会受到侵害的人来说,这两方面都没有特别令人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