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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怀默霆 美国哈佛大学约翰·斯旺安斯特拉国际研究与社会学荣休教授

计划生育政策的终结与中国的人口挑战

2018-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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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在执行了35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宣布结束计划生育政策。从2016年1月1日起,每对中国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虽然至少目前每对夫妇可以生育孩子的数量不允许超过这一数字)。自2001年起,一个由20多名中国人口学家组成的非正式小组就一直进行研究与呼吁,敦促政府结束这一声名狼藉的政策。这些专家认为,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不会带来新一轮的人口暴增,而维持强制执行的生育控制是造成多项人口挑战的主要因素。但直到2015年,中国领导层都对这一呼吁置若罔闻,最终带来了“步伐太小、行动太迟”的恶果。可以明确的是,即便中国共产党现在取消所有生育控制政策,或随后发动大规模运动号召中国人民生育更多后代,中国都无法逃避由其独特人口历史衍生出的种种挑战。要想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重要的是首先要厘清历史,以正视听。

中国强制性的生育控制政策实际上几乎在45年前就开始实施了,而非通常认为的35年前。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毛泽东依然大权在握,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晚生、稀生、少生”运动,要求城市家庭不应生育超过两个孩子,而农村家庭不应生育超过三个。这项运动在实施过程中使用了很多严格执行技术,而这些技术在后来的计划生育时代被进一步以更高压的手段执行。该项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果。一名普通女性预计在其一生中总计生育子女的数量(总生育率)从1970年的接近6下降到1978-1979年的2.7-2.8,勉强高于生育替代率要求的2.1。事实上,自1970年开始至今的中国生育率下滑中,约有70%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而这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之前。

由于急切地想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领导人们于1980年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当时的人口学家们预计,对“晚生、稀生、少生”政策稍作调整就可以实现官方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样可以减少政策实施过程中对民众的强制伤害行为。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生育率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并未进一步下滑,相反当时的生育率出现了波动,并一直维持在高于1978 年的水平。然而,在80年代后半期,生育率出现了进一步下滑,于90年代初期触及生育替代率,并持续下降至每位育龄女性人均生育1.5-1.6的水平。

与东亚地区其他地方一样,中国向低生育率国家转型的主要推动力是其令人惊叹的经济发展,而非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这段历史的结果就是,依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出现了一代人,他们低于标准的生育替代率更常见于诸如加拿大、西班牙和日本等富裕国家(同时低于诸如英国和美国等国家)。

这种超速下滑的生育率令中国面临何种人口挑战?首先,虽然中国依然是地球上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再过不到10年,届时中国的人口将达到峰值约14亿,然后开始显著下滑。这种日益逼近的人口增长逆转态势已经开始带来将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剧烈变化,尤其是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以及劳动力市场新增人口的下滑。目前,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数量约为2.4亿,到203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长至3.6亿。一大部分的中国老人将只有一个孩子在他们的老年时期为其提供支持,而他们中的很多人还很有可能成为失独人口。人口学家预计,超过 80岁的中国男性中将有6%成为失独老人,而在女性中这一数字更是高达17%。这一现实增加了对非家庭养老机构的需求以及补充或替代依靠成年子女赡养老人这种传统方式的资金需求。

同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开始下滑,其中20-29岁的劳动人口数量目前约为2亿,而这部分人口数量预计将在未来10年内缩减25%,降至1.5亿。这些新增劳动人口目前正享受着相对的供给稀缺带来的工资水平上涨,但中国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领域的国家竞争力正在受到这种趋势的威胁,而近期中美之间极具争议的贸易关系更是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威胁。因此,一方面需要赡养的老人数量正在快速攀升,而另一方面可以用于赡养这些老人的劳动力人口和收入却正在缩减。

人口快速老龄化还有可能拖累中国试图将经济重心转向国内消费的努力,因为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通常在消费上花费的收入较少(想想哪部分人群更可能购买新房子、新汽车、新电子产品等)。未来很多年,中国将不得不面对“未富先老”的挑战,将本应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资金转而用于满足社会福利需求。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另一项挑战就是如何应对由长达数十年性别选择生育带来的超过3000万过剩男性人口(而每年高达15-20%的过剩男性人口于近些年降生)。这种现状已经开始带来高企的犯罪率、妇女拐卖和其他社会问题。

计划生育政策的终结,甚至全面放开所有生育控制手段,能够提高中国的生育率,帮助其克服这些日益严峻的人口挑战么?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原因有如下几点。虽然转变于近期发生,但中国公民对于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应一直令人失望。2016年的出生率仅比2015年高出一点,并在2017年转而下滑3.5%,而且目前来看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下滑趋势会出现显著逆转。实地调查研究显示,在大部分中国年轻人中早已出现那种更加富裕国家国民所特有的心态;他们想要更多地关注如何给一个孩子创造高质量的养育环境,他们同时还担心成本、额外负担以及如果生育更多子女会迫使身为父母的他们放弃很多机会。但如果政府开始为那些生育更多子女的夫妇提供金融和其他支持的话,又会如何?来自其他国家的证据都显示,无论是前苏联还是当代的新加坡和日本,在说服国民多生孩子这点上,政府面临的困难甚至要大于说服他们少生孩子。

即便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可以促进未来生育率的“魔杖”,中国依然面临着“人口动能”障碍。所有社会都是如此,今天降生的孩子们至少在未来20年内都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生儿育女。要想避免中共过去的人口政策带来的种种挑战已经太迟。中国的领导人们曾迫使其国民接受计划生育政策,他们承诺这种短期的牺牲与痛苦将在未来带来巨大的收益,但长达45年的强制人口控制政策带来扭曲的人口结构,而扭曲的人口结构将令这一诺言无法兑现,并让中国领导层不得不饱尝数十年错误政策带来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