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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eff Ng Continuum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人口问题未来会更多

2018-0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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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正快要步入“中年危机”。截至2018年,最早于70年代末推出的这项政策已经有39个年头了。这代人在受到多重关爱的环境中长大,许多孩子最多有六名长辈照顾——父母加上四位祖父母,他们在孩子年少的时候可谓倾其所有。而现在情况倒过来了,意味着这一代出生的每个孩子需要照顾可能多达六位长者。

有两个情况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中国官方从1979年到2015年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中国与美国或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出生率大幅下降。中国在1966年的出生率高达6.38,到1993年已经降到2.10这一人口替代率以下。从根本上说,婴儿潮一代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人口红利。国家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这种经济增长带动国家崛起,然而,它现在必须面对正成为现实的人口阻力。

第二,人口不平衡的规模巨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与今天相比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增加近1亿,大约是纽约和伦敦城市人口总和的六倍。

从现在起,中国每年需要将近800万名新工人,才能让劳动力实现1%的增长。这大致相当于香港的全部人口。它同时也意味着仅靠外来民工不可能让中国的劳动力出现实质性增长。

当前态势难以扭转

目前的趋势就如同人们目睹一场慢动作车祸。虽然政府放开二胎政策,但让生育率从当前的低位上升,仍颇有挑战性。在各种文化里和各个大陆,经济发展的增长都自然导致出生率下降。世界各国政府都发现,推行提高生育率的政策是一项挑战。

中国会发现它自己也不例外。与上一代人相比,80后这代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家庭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在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长大,有大量获得教育和技术的机会,所生活的社会比他们的父辈更推崇消费主义。他们也比前几代人有更多的消费和负债倾向,因此近年家庭债务迅速增长不足为奇,这也使这一代成年人的个人经济负担加重。

与此同时,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方式需求让许多人更晚成家,生更少的孩子。对支付能力的担心,已经超过了生更多孩子的愿望。

一个需要快速发展的经济体

中国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很可能成为政府推动经济达到高收入地位的障碍。本财年,世界银行把中国列为中高收入经济体,这类经济体2016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在3956-12235美元之间。不过,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已经处在顶峰。而且随着政府把投资导向型增长转变为基于消费的模式,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也陷于停滞。

此外,中国经济不能简单依靠城市化来拉动生产力。2017年,城镇就业人数增长2.5%,而农村就业人数减少2.8%。除了不可持续,这种趋势还会加剧其他问题,如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所以,政府还需要采取措施提高生产力,来发展农村地区。

随着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长放缓,到2020年代,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可能会下降到5%,到2030年代再进一步下降到4%或以下。中国只有20年的窗口期(直到2030年代中期)来成为高收入国家。到2030年代中期的时候,目前年龄在40-49岁的庞大人群将达到退休年龄,老年人的赡养比率有可能成为巨大的人口拖累。赡养比率的上升将构成社会服务压力,包括需要额外的开支来助老。

为此,经济需要进一步从低成本制造业向高科技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中国已经启动“中国制造2025”计划,目的是通过某些行业的发展,如医药行业,让中国的制造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为了实现经济的彻底转型,政府要做的不仅仅是增加就业,还必须提供支持,让人有机会从农业和制造业向高技术行业工作迈进,进而维持消费支出的增长。消费支出能力的增长将转化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需求,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中国目前有大约1000万登记失业人口,同时每年有大约800万毕业生可以填补工作岗位。

政府措施需要创新

虽然取消了独生子女政策,但中国很难把出生率提高到人口替代率以上(即每个母亲生育2.1个孩子)。但中国要想避免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拖累,就必须进行尝试。政府的措施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既具有创新性,同时又不失有效性。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17年中国的出生率为1.243。未来数十年最大的风险就是出生率降到1。2017年,新生儿数量与一年前相比减少了63万。

为提高出生率,政府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货币及非货币奖励可以为家庭生养更多孩子提供一些刺激。灵活的工作制度也有所帮助,虽然对每家公司来说实施起来有一定困难。在育儿方面提供帮助和资助,也可以缓解未来的父母对大家庭生活成本的担忧。同时,法定产假和陪产假可以刺激出生率的提高。

鉴于其中一些措施有可能与经济发展、预算限制等政府的其他目标相抵触,因此随着人口不断老化,中国政府将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加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