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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起步阶段的信息革命

201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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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我们正经历一场信息革命。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场革命又会把我们带向何处?

信息革命并不新鲜。1439年,约翰内斯·古滕堡的印刷机开启了大众传播时代。而我们当前这场始于上世纪60年代硅谷的革命与“摩尔定律”紧密相关: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隔几年就翻一番。

到了21世纪初,运算能力的成本只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千分之一。如今互联网几乎连接了一切。1993年中,全世界有大约130家网站;到2000年,网站数量已经超过1500万家。今天,网民人数已经超过35亿。专家预计,到2020年,物联网将连接200亿台设备。而我们的信息革命仍处在起步阶段。

这场革命的关键特征并不是通信速度——用电报进行即时联络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了,关键变化在于信息传输和存储的成本大大降低。如果汽车价格和运算能力的成本下降得一样快,人们今天就可以用一顿廉价午饭的钱买辆汽车了。一种技术的价格如果能这样快速下跌,它就会变得非常普及,入门门槛就会消失。而出于各种实用目的,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信息量几乎是无限的。

信息存储的成本同样在大幅下降,它使我们当今的大数据时代成为可能。曾经需要装一库房的信息,现在已经可以装进衬衫口袋里。

20世纪中叶的时候,人们担心这场信息革命的计算机和通信会导致出现乔治·奥威尔在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描写的那种集中化控制。“老大哥”会通过中央电脑监视我们,个人的自主权变得毫无意义。

相反,随着运算能力成本的下降,以及电脑缩小到如智能手机、手表和其他便携设备般大小,它们形成的集中效应也被辅以了分散效应,点对点通信和组织新的群体成为可能。但讽刺的是,这一技术趋势也使监控分散化:如今数十亿人自愿携带跟踪装置,在搜索手机信号发射塔的时候,这些装置不断侵犯着他们的隐私。我们已经把“老大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

还有,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催生了新的跨国群体,但也为政府和其他方面进行操纵创造了机会。脸书连接着20多亿人,就像俄国插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显示的,这些联系和群体可以被用来实现政治目的。欧洲试图通过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来建立隐私保护规则,但能不能成功还是未知数。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把监控与建立社会信用等级结合在一起,这将限制个人的自由,如旅行。

信息带来力量。无论是好是坏,更多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获得了更多的信息。这种力量不仅政府可以利用,它同样也可以被大型企业、非盈利组织乃至罪犯、恐怖分子和非正规的临时团伙等非国家行为体所利用。

这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政府依然是全球舞台上最强势的演员,但这个舞台越来越拥挤,许多新玩家可以在软实力领域进行有效竞争。一支强大的海军对控制海路十分重要,但它在互联网上却于事无补。在19世纪的欧洲,在战争中拥有获胜能力是大国的标志。但正如美国分析家约翰·阿奎拉所指出的,在当今全球信息时代,胜利往往不取决于谁的军队获胜,而取决于谁的故事胜出。

公共外交和吸引力、说服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公共外交正在发生变化。外交服务系统官员把电影放映机运到穷乡僻壤,为与世隔绝的观众放电影,或者铁幕后面的人们围着短波收音机听BBC,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技术进步带来信息爆炸,并产生“富足的矛盾”,即海量信息导致关注的稀缺。

当人们被眼前的信息淹没时,很难知道究竟应该关注什么。注意力而不是信息,变成了稀缺的资源。与过去相比,吸引力这种软实力成为更重要的力量之源,不过,打信息战的硬实力、锐实力也很重要。随着声誉日益至关紧要,建立和抵毁公信力的政治斗争激增。明显是做政治宣传的信息不仅可能被鄙视,如果它有损一国信誉,甚至作用会适得其反。

例如伊拉克战争期间,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湾囚犯的待遇与美国宣扬的价值观格格不入,让人们感觉到虚伪,即使播放穆斯林在美国过着好日子的画面,也无法扭转人们的看法。类似的还有,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发表的推特被证明在捏造事实,这破坏了美国的公信力,削弱了它的软实力。

公共外交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花掉多少美元,而取决于改变了多少人们的想法(通过采访或民调来衡量)。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民调和《软实力30强》报告的波特兰指数都显示美国软实力下降。推特可以帮助制定全球议程,但不可信的推特无法产生软实力。

如今,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或机器学习技术正使所有这些进程加快。自动化的信息往往难以检测。不过,公信力和令人信服的叙事是否能靠全自动来完成,仍有待观察。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Our Infant Information Revolution”(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