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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嘉瑜 纽约大学国际政治与国际商务在读研究生

我们可以从中国长期国家规划中学到什么?

2017-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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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谋求促进自身发展的国家来说,无论实行哪种经济体制,制定一个成功的长期发展规划都是关键。受益于长期规划,中国正逐渐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相比之下,尼日利亚虽然也有制定国家规划的漫长历史,但它并未设置可以实现并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目标,以及保持政策之间的连续性。这意味着虽然与中国一样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尼日利亚却无法走出不发达泥潭。与最大的经济伙伴中国相比,美国也受困于缺少长期发展目标,在社会福利与税制改革方面缺少政策连续性。

中国是世界上制定成功的长期国家规划的罕见案例。在最近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依循中国改革政策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描绘了未来30年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第一阶段(到20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消除贫困,第二阶段(2020-2035)后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阶段(2035-2050)结束时中国将最终在国力和全球影响力方面成为一个领先国家。

自从1981年邓小平把主要矛盾从毛时代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差距”,中国终于结束了经济大跃进和文革带来的动荡,在各个领域都保持了飞速发展。经过36年的发展,习近平提出新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的人来说,这是晦涩难懂的变化,但它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出现重大转变,即从盲目追求经济发展,转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强调改善精神文明、环境、司法制度和社会福利等。

中国的长期规划也允许一些短期的政策改变,这要取决于短期计划的影响。一方面,短期政策通常是与长期目标相匹配的,例如为了到2035年占据技术领先地位,中国正在完善与技术开发配套的法律体系,简化创办技术公司的审批程序,提供税收优惠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另一方面,如果出现其他的短期优先目标,那么短期计划也会偏离长期规划。众所周知,中国正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但这一目标最为关键的条件之一是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可兑换,但这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事实上,通过放宽针对在华外国金融企业的条例,近来中国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力度已经减弱,但是,对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资本流出控制却加强了。其原因是中国希望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来挽救其庞大的债务市场,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

中国长期规划的成功有几个必要条件。首先,长期目标应该是可以达到的。其次,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应该支持长期目标,并保证政策的延续性。第三,目标应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而不是盲目追随其他国家的经验。第四,目标应该符合全球和地区发展趋势。第五,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应该有良好的协调。最后,应防止腐败对长期目标的侵蚀。

尼日利亚的问题是,它有取之不尽的自然与人力资源,但经济不发达。这是一个绝好的例子,证明由于缺乏上述必要条件,发展计划是如何失败的。虽然尼日利亚有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的好传统,但它的计划之间缺乏政策连贯,它也没有像中国那样制定出几十年的长期发展规划。而且,它要建成技术先进国家,这个目标过于宏伟,因为尼日利亚制造业较弱,同时没有详细的短期计划支持技术发展。更糟的是,尼日利亚缓慢的技术发展通常是由外籍人员来实现的。从第一份国家计划到目前的“零石油计划”,农业一直是重点,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的工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却被忽视。腐败侵蚀着尼日利亚发展计划的有效性,大量资金被挪作私用、回扣,在腐败上司手下工作的公务员们士气备受打击。

中央计划与市场经济对立是错误的二分法。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英国保守党的政策会议上把《自由秩序原理》掷在桌上,表示“这才是我们的信仰”,而仅仅三年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有自由市场政策,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有计划经济。实际上,包括英国、日本、德国、瑞典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战后都经历过凯恩斯经济的全盛期,与此同时共产主义国家也因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而高速发展。不过,经过上世纪70、80年代的滞胀,这些发达国家普遍抛弃凯恩斯式计划,转而拥抱新自由主义。

相对来说,美国在二战后任何时期都未曾有过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对此有五种解释。首先,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更反对计划,因为那被当作共产主义的产物。其次,相比发达世界其他地区,美国没有直接遭受世界大战的破坏,不需要用国家计划来迅速重建基础设施。第三,自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美英备受推崇,限制了国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作用。第四,一些人认为,长期规划只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需要,为的是模仿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最后,民主政体和选举政治让有效的长期目标缺少回旋空间,执政党频繁变化,政策也随之改变。

事实上,美国正受困于长期发展目标和政策连续性的缺失。在参众两院,推动政策通常靠单一多数党,而不是两党共识。因此,这些政策很容易受政党轮流坐庄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政策改变是对之前跟不上形势变化的政策的修正,但这种修正有时矫枉过正。例如,过去几十年进行过好几轮税制改革和医疗改革,包括现在试图废除奥巴马医改方案,以及为个人和企业减税。这些更改通常目光短浅,没有政策的延续。短期内任何政策变化都要付出直接的调整代价,而它的好处只有长期才感受得到,不过在此之前,这一政策又会被新总统废除,从而要付出新的即时成本。据估计,废除奥巴马医改方案将在十年内增加3500亿美元预算赤字。四年后废除特朗普医改方案的潜在成本又会是多少呢?

与中国成功的长期计划和由此创造的经济奇迹相比,尼日利亚由于未能使国家经济计划见效而依然不发达。与此同时,美国正因为缺少长期规划而为政策的中断付出巨大代价。况且,长期规划从来不是计划经济或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有权利,由于作到了市场经济与中央计划的完美结合,上世纪欧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都取得过巨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