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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一个新的时代

201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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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先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从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五年期间,习先生做了许多事情。首先,通过相当成功的反腐败运动,他避开了关乎党和国家存亡的最大威胁。从成千上万党政高官,以及军队约三成将领因为买官卖官等猖獗的腐败行为而被整肃可以看出,当时情势之危迫。

其次,在习先生领导下,中国经济成功避免了硬着陆,平稳过渡到“新常态”,年均增长率稳定在大约6.5%。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这一增长率依然非常可观。对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的依赖减弱了,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剩的产能也在缓慢而切切实实地减少。这一时期内,又有6000多万人口摆脱了贫困。

第三,中国提升了对外形象,既不过于激进,也不过于迁就地参与全球的治理。在2015年的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发挥主导作用,推动签订了赢得196个签约国及其他各方一致同意的巴黎协定。虽然面临美国退出协定的威胁,中国仍坚定不移地履行甚至超额完成它所承诺的目标,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领导者。习先生还提出了自信满满的“一带一路”倡议。

因此并不奇怪,十九大是他所获成功的庆典。甚至在十九大召开之前,习先生就已经被称作党的领导核心。在这次大会上,习先生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式,来适应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习近平思想”正式载入党章,并列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其前任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学说,这些均是作为党的行动指南。习先生通过这次大会,巩固了对党的控制,让自己的团队就位。今后五年,他将为国家确定方向,并实施真正属于他自己的计划。

习先生认同“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观点。十九大后,毫无疑问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党,并将通过党,来行使推动政府和国家的权力。比方说,他可能会推进经济改革计划,如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解决“僵尸”企业问题。这正是党的权威如此重要之所在。虽然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党的领导作用,但最近把肯定党的领导作用写入企业章程,还是全新之举,反映了对企业更好响应党的方向与需求的期冀,其动机或许是,习先生推动的一些经济改革事实上并未彻底完成。

习先生一定反省过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军队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腐败?在他的十九大报告中,习先生反复强调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重要性。这或许说明,他意识到,决定行动和行为的重要因素,最终是品格和价值观,而不仅仅是才华、能力和声望。要使党成为廉洁高效的执政党,重要的是用意识形态激励党员,唤起他们的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而不是只靠潜在的惩罚进行威慑。习先生希望党的成员,是出于个人信仰和价值观而不去腐败。中国新的、丰厚的私人财富对党员是巨大的诱惑,中国四大传统价值观“礼、义、廉、耻”或许再次变得重要。习先生十分重视党员的培养教育。不妨回想一下,在20世纪初之前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中国行政官员的遴选都是通过考试制度进行,也就是唯才是举。但也不只是唯才是举,因为士大夫和准士大夫们还必须遵循严格的个人行为规范,所以他们更类似于担当“圣职”。我认为习先生希望的是党员要功德兼备。

按约定俗成,十九大的结果之一,是包括“反腐沙皇”王岐山先生在内的11位已满68岁的政治局委员退休。这会对反腐运动产生什么影响?我以为,反腐还会继续下去,但也许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大批政府官员退休,反腐会更具前瞻性,所关注的重点是当下错误行为,而非追究过往,其目标,应该是确保十九大后没有人再介入贪腐。这种着重点的转变,会让现任官员集中精力于眼下的工作,而不是试图隐藏从前的错误。

习先生的报告提到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预期2018年春设立并配有省、市、县级分支机构。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决定。基本上,中纪委只负责监督党员的行为,不能在法庭上起诉任何疑犯,或把他们送入监狱,可以这么做的只有国家检察官。而新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在中纪委配合下行使检察职能,它实际上类似香港的廉政公署。廉政公署自上世纪70年代成立以来,对减少香港的腐败产生了巨大影响,而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将使中国的反腐规范化、常态化,从而有望产生类似的积极效果。

很明显,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人足够年轻,能在五年后成为习先生未来的接班人(任期可达十年),这让人们猜测习可能会再留任一届。我只想说,“68岁退休”只是约定俗成,五年后会发生什么,取决于届时什么才最有利于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