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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当下中国切勿轻犯两个错误

2016-08-05

进入21世纪之后,人类并没有迎来一个更美好的和平、发展新世纪,相反,世界上各种政治、社会冲突不断,安全危机和经济危机频现。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十年,在当前国际格局下,面临的安全形势和经济局势也有显著变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并反复强调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决心,表示愿意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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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益错综复杂,中国在对外关系和经济转型中,应努力避免犯下两个错误:

一是中美持续安全竞争难免,但切勿使两国之间的风险管控濒临失控。

中美关系也许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中国提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也强调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目前两国战略互信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看起来,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美可能难以避免持续的安全竞争,但切勿使中美之间的风险管控存在面临失败的巨大不确定性。

首先,不要陷入经济全球化有助于弱化甚至消除冲突的幻觉。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中美经贸投资关系密切,不少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已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程度。这种认知可能值得怀疑。迄今为止,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证实,全球化和经贸交往有助于弱化持续的安全竞争。或者说,即便我们承认中美之间经济交往密切、互补性强的现状,这种现状也并不能作为中美在传统安全领域一定不会陷入冲突的保证。如果一国相信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如果一国误算甚至相信冲突或战争的未来红利远高于管控分歧渐进互信的现实红利,那么风险管控是否会失败仍然令人担忧。

其次,安全竞争构成了和平崛起的不可或缺的保障。看上去,中美之间是美国以攻击型现实主义遏制中国的道义现实主义,而风险管控是否会有疏漏,取决于两国之间持续的安全竞争。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能否承受住持续高强度的安全竞争的过程,差不多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逐渐意识到国强必霸思维定势的局限、逐渐接受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的过程。大国竞争除了指望自身足够强大、少犯错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指望的。如果中国难以承受高强度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竞争,也就难以实现“中国梦”和大国崛起。

再次,艰难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和激烈交锋的安全经济并存,会使中美都对双边现状和既有政策产生焦虑甚至不满。如基辛格所言,当和平成为必然和首要的选项之后,其他政治和经济政策会受到严重制约,进而可能会存在突破制约的政策焦虑和冲动。中国是否既有能力承受持续的安全竞争,并保持相对均势,又勿使风险或危机管控失败呢?在这种艰难平衡中,对外作好经贸投资交往,对内搞好增长转型,是相当困难的。

二是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切勿低估维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

首先,发展几乎是决定一切的硬道理。人类自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以来,享受到文明富足生活的人口甚少。尽管许多学者喜欢讨论后发优势,但二战以来,人均GDP徘徊在1万美元并且人口过亿的国家,只有巴西和墨西哥。其他迈入富国行列的经济体几乎都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那么大约2020年,由于中国的加入,全球享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文明富足生活的人口可能会翻番。如果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一半,那意味着只有中国将经济增速维持在两倍于美国的水平,中美之间的绝对差异才不会被拉开,这意味着与“中国梦”相对应的最低经济增速应在约5%。

其次,发展是维持公众信心的硬道理。随着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通货紧缩局势严峻,政府和民众的信心遭遇较大挑战。无论GDP论也好,L型增长也好,经济新常态也好,供给侧改革也好,都极其重要。但中国经济保持稳定中高速增长的现实和预期,才是凝聚信心的关键。脱离了政府财力的增长,企业盈利的增长,居民收入的增长,要激发和凝聚信心必然事倍功半。

最后,发展是渐进解决而非激化问题的硬道理。中国渐进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以增量优化来覆盖存量问题。如果经济未能维持中高速增长,那么社会矛盾激化,激进思潮甚至民粹思潮发酵的可能性将上升,并给落实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各种经济政策带来更大挑战。唯GDP挂帅不足取,经济新常态难免,但切勿低估中高速增长的决定性意义。中国经济没有大块头硬实力,就难以形成凝聚力和对既有政策的信心,更难以承受大国之间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