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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中国的腐败

2015-09-30

政治学家们说腐败有时能促进经济增长时,他们心里想的是中国。在若干领域仍被大量规则和管制束缚的经济体内,用行贿来换取政府许可,有时却能恢复自由市场的一些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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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般而言腐败对经济增长有害,但有一个情况是,自从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来,由于当初环境独一无二,国家管制严格而且国际贸易有限,实际上,腐败成为了一种必要的恶。

今天,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运动让人们重新思考腐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考虑到国家经济的转型和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如今遏制腐败比以往更为必要。

分析过腐败影响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腐败对增长有害。我在20年前发表的第一份全国性实证研究报告显示,腐败越明显(基于对投资者的调查),经济增长越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私人投资率会降低。但在全国性数据中,腐败却无碍公共投资,这也许是因为大型基础设施工程为贪腐创造了大量机会。此结果被许多研究人士引用,并被基于不同样本和方法的多个研究证实。包括我的报告在内的早期研究,所依据的是80年代早期的投资者观点,因此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当时进行调查的咨询公司没有分析那些共产主义国家,这可以理解)。无论如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腐败无处不在,这依然是一个大大的例外。

中国经济的两个显著特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它似乎成功做到了逆潮流而行。首先,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是异常庞大的公共投资,与我自己的研究一致,公共投资似乎没有受到腐败的不利影响。其次,中国严控下的社会导致了有组织的腐败,就像经济学家安德鲁·施莱弗和罗伯特·维什尼在上世纪90年代初所指出的,这种腐败的危害性肯定小于前苏联国家转型早期经历的那种混乱的腐败。

在中国,企业家们知道应该向谁行贿,行贿金额是多少。他们确定,这么做能为自己换来投资许可。相比之下,当腐败处于混乱状态时,企业家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向一个官员行贿,并不能保证另一个官员不会有样学样。

毫无疑问,腐败在中国十分猖獗。除了收受贿赂和在军中、政府内卖爵鬻官,调查记者们还证实,与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高官们持有最值钱公司的大量股票(通常是通过亲戚和朋友)。有意思的是,一旦传闻沾染上有权势的官员,这些公司的价值很可能已经大涨。

可以想像,没有腐败和任人唯亲,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政治上的可持续性。允许政府官员在国家经济增长中拥有股份,经济自由化和向国际贸易打开大门就会变得更容易,而这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但随着中国成为与国际融合的现代化经济体,普遍性的腐败就弊大于利。领导层得出的结论也许是,从政治可持续性角度看(暂不考虑残酷权力斗争的可能性),太多政府官员成为“富人”中的一员,会疏远作为“穷人”的普通公民。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越来越要面对国际贸易规则,同时面临经济减速,因此遏制腐败的观点再占上风。正如我的同事尼古拉斯·拉迪令人信服的分析,中国经济表现越来越受市场驱动而不是国家驱动,未来私营企业将成为主要增长源。但这要求私营部门不受腐败的掣肘。

不幸的是,近年中国的高调抓捕行动并不是有效遏制腐败的长久之计。减少政府对经济无处不在的干预,鼓励更大的竞争,将减少滋生腐败动机的垄断租金。而这需要削减繁文缛节,给经济松绑。不久的将来,中国的主要政治挑战是说服政府官员接受一个日益扩大且比他们更富有的企业家阶层,同时继续改革经济,推动私营部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