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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网络力量的贡献

2014-09-04

今年,距微软老板比尔·盖茨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首次见面,已经整整过去二十年了。这次会面(后来双方有过多次会面)让美国开始深入地参与中国网络力量发展。尽管近年围绕网络安全,美中两国技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但过去二十多年两国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关系的不断深化让双方获益匪浅。

除非继续培植这一关系,否则中国难以实现2050年前建成先进信息社会的雄心。而美国大公司也把中国当成未来发展的重要部分。1998年在北京成立的微软亚太研发实验室,目前是微软在美国以外最大研发中心。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仍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没有美国的善意,没有美国对中国开放大多数高科技产品贸易,中国网络实力将远远低于目前水平。不过,对两国在网络领域相互依赖的详细分析还很少。这种关系不仅是买卖,还涉及技术转让时的商业体制、法律架构和国际规范。就这一点来说,人们更容易关注中国商业间谍窃取美国公司机密的事件。这的确是重要问题,但它仅仅是一个更大、总体更积极故事中的一小部分。这个更乐观的故事不必非得平稳发展,美国向中国转移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历史充满颠簸和挑战,如今依然如此。仅仅在2014年,微软就在中国境内遭遇多起行政和司法诉讼。

在北京,有一个鲜为专家圈子以外人士所知的组织,它对中国与美国企业在该领域的合作非常有影响力,是合作关系成功的象征。该组织名称是“美国信息技术办公室”(USITO),1995年作为非盈利组织在中国正式注册(它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得到美国政府首肯)。这是一个会员制游说团体,代表着美国四大行业(半导体、信息技术、软件和通信)的顶级企业,以及另外50多家独立的、在中国ICT领域有商业利益的公司。除推动中国对美国技术产品开放市场外,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推动中国出台开放贸易的适用法律,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等。USITO定期就中国国内立法草案发表看法,并且是美国ICT行业和中国代理间的主要政策桥梁。它在自己网站上自称是一家值得信赖的组织,此言倒也不虚,部分是因为它在中国活动的深入性和连贯性,包括与中国公安部就密码和源代码进行敏感谈判。

本周有新闻报道说,中国即将发布新操作系统,以尽快取代外国操作系统。这听起来像技术民族主义一个固步自封的愿景,它试图减少或弱化中国在ICT领域对美国的依赖。但也有完全相反的新闻,包括本周中国电信和IBM宣布就云计算服务达成新合作协议。据联合国2012年统计,中国(包括香港)是全球最大ICT出口国(按金额计占全球总量41%),但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ICT进口国(占29%)。这些粗略的统计掩盖了大量细节和微妙之处。要真正衡量提升网络实力所需要的贸易,不能只看这一领域的商品贸易数据。网络力量取决于多种行业(如医疗、农业、交通和航空)的现代化设备所使用的电脑技术,而这些是没有列入ICT贸易统计的。此外,就像IBM和中国电信的协议所显示,在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的服务贸易领域,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然对后者的现代化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2014年2月所说,“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习近平是第一个领导网络领域“领导小组”的总书记。

提出互相依赖的目的是强调,尽管中国和美国在网络空间管理上的政策偏好有很大不同,但两国在技术(包括知识、设备或基础设施)上的依赖关系应被更好地理解。正如我在本月出版的新书《中国的网络政策》(Polity出版)中所讨论的,习近平政府事实上可能需要增加对美国的依赖,但如果它想增强网络实力,那么就需要接受“信息技术友好”型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