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能对莫斯科施加压力以结束冲突。然而是错误的杠杆，因为中俄关系的本质并不契合解决战争的关键。

历史上，国际秩序走向稳定的直接动因，几乎都源于当事方做出战略性让步。例如1970年底《战略武器限制条约》的签订促使美苏缓和，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的签署为欧洲安全与合作奠定了基础。相反，借助第三方力量来实现战略稳定的做法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对冷战结束只起到间接作用，里根时期美国仍致力于遏制苏联。俄乌战争亦然。西方认为，中国具有对俄罗斯施加影响力的独特地位，能在结束战争方面发挥作用。然而西方国家忽视了中俄两国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把中俄关系当成解决俄乌战争的“钥匙”无疑是选错了着力点，战争的终结仍取决于当事方。

国际体系塑造国家关系的走向，中俄关系也是如此。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后，西方对中俄关系便产生复杂而微妙的变化。2015年美国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意图加剧，而中欧关系相对稳定，签署了《中欧领导人联合声明》，强调乌克兰危机需政治解决。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彻底打破中美原有竞合关系，把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列为竞争对手。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延续此定位，并影响北约在2019年首次把中国视为次要挑战。同期，中俄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0年7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公开演讲中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长期威胁”，2022年北约《新战略概念》则称中国为“系统性威胁”。从以上历史节点可以看出，国际体系的压力加剧了中俄与西方的战略分歧。

2013年以来，中俄两国元首共签署17份《联合声明》，其中涉及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有八份。与最早的《联合声明》相比，中俄在2019年6月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出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这实际上是2001年7月《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七条“缔约双方根据有关协定进行的军事和军技合作不针对第三国” 的延续。中国一直在努力改变西方对中俄关系的负面看法，但收效甚微，西方国家不断采取极具进攻性的对华政策，如北约国家军舰频频闯入台湾海峡、供应链去中国化、限制中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2025年5月，中俄《关于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批评新老军事联盟的扩张性及核武器国家在敏感地区的军事施压，反映了对国际体系的不满。

应该说，无论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还是将宝押在中俄关系上，西方的做法都反映出它们优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并试图将安全责任转嫁给第三方，想以最小成本得到最大的安全回报。部分西方智库无视俄罗斯能源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性，简单地认为中国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制约俄罗斯。实际上，俄罗斯的战略决策依然是基于本国国家利益的自主选择，而非中国意愿的结果。在制度化水平上，中俄关系也不是同盟关系，没有类似北约那样的集体防御条款，双方合作更多基于战略协作而非军事同盟。

俄乌战争其实是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恶化的结果。早在1992年2月，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曾签署《戴维营宣言》，不仅宣布冷战结束，不再视对方为潜在对手，而且双方努力消除冷战时期敌对情绪的残余，构建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新型关系。33年过去了，《戴维营宣言》成为只是纪念美俄美好时光的回忆，西方与俄罗斯关系重新走进新冷战，双方战略互信荡然无存。

应当看到，即便俄罗斯与西方处于全面对抗状态，俄罗斯国内对中俄关系依然有不同看法。2025年6月9日俄罗斯社会精英十分喜爱的《独立报》发文指出，俄罗斯的政策未有效提升自身竞争力，导致人为加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阻碍创新和经济增长，应调整政策，优先支持国内技术与产业发展，避免用中国市场替代欧盟市场的风险。

西方误判中俄关系的杠杆作用，忽视战争解决需不断促进当事方直接对话。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积极寻求乌克兰和平之路，劝和促谈，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以及与巴西联合发布“六点共识”等等。未来，乌克兰和平需靠当事方协商，而中国将继续探索促进冲突降级的有效举措，持续发挥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