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 经济上深度依赖、战略上高度竞争、安全上激烈对抗的状态，构成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 上述内容并非处于静态，而是在急剧变化中。美国正设法削弱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美国自中国的进口持续下滑，收紧来自中国的投资以及对中国的投资。中美关系中战略竞争一面本来并不突出，但是特朗普政府开打贸易战，将中美关系导入竞争轨道。当前中美竞争基调完全压倒了合作。中国希望将经济相互依赖作为双边关系的战略基础，但美国拒绝。美国强调，竞争是关系的主轴，经济相互依赖必须服从美国国家安全需要。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对抗一面长期存在。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全面缓和，和平发展和全球化成为主流。美国继续维持在地区的同盟体系，双方因朝核导、台湾和南海等问题产生安全分歧，但大体上只是一种“冷对峙”，安全上的冲突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一道消极背景，但并未对关系发展产生重大阻碍。然而，随着中美走向战略竞争，安全冲突也由冷转热。美国担心中国崛起改变地区军力平衡，积极翻新地区同盟体系、扩大织密伙伴网络，提升美台实质关系，以此威慑中国。中国则积极推进国防现代化，力争在解决台湾问题上掌握更多选项和主动。因此，虽然中美在军事上尚未势均力敌，且核力量差距悬殊，但仍然出现了日趋激烈的安全对抗。

中美安全对抗主要是美国利用地区同盟威慑中国，中国针对美国可能的干涉发展“区域拒止”能力，对美国（以及台湾当局）形成某种反威慑。乌克兰危机以来，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相互威慑呈升级状，甚至出现失控的可能。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下滑螺旋，近期虽有些许转暖迹象，但远未回归稳定轨道。中美之间正常沟通对话管道仍在努力恢复与建设中，双方除了在媒体上相互指责以外，威慑更成为一种对话方式。美军高层不时隔空喊话，释放威慑信息，中国军方发言人也一再重申强调为台湾不惜一战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认真总结冷战经验，弄清威慑的含义，对于避免擦枪走火，有效实施危机管控，无疑十分必要。

美国对华威慑分几个层次。顶层是以核常军力优势为核心，同盟体系为支撑，经济外交为主要运用手段，综合的、全面的威慑。拜登政府的国防部长奥斯汀提出“一体化威慑”战略，即为实施这类威慑的新手法。它在乌克兰危机中得到检验，一般把它称为“混合战”“总体战”。顾名思义，就是不局限于使用军事力量，而是综合运用经济、金融、能源，以及政治外交等各种资源和手段，拉拢同盟国和伙伴国一起参与，协同行动。它形成了整个威慑战略的恒定背景，无论中美关系改善与否，美国都会继续推进其“一体化威慑”战略，它是维护美国秩序的基石。

第二层次则是具体策略，专门针对特定潜在冲突，例如台湾问题而设计。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长期维持“战略模糊”，按美国战略界人士的说法，它是一种双重威慑，希望既能（通过综合威慑）吓止中国大陆不对台使用武力，也能（通过不明确承诺是否直接出兵护台）预防被动装入台湾方面挑起的冲突，被台湾当局拉下水。随着两岸军力对比向大陆倾斜，美国越来越担心，“战略模糊”难以维持台海现状，“一体化威慑”亦不足以慑止中国武力收台的决心。美国正在考虑是否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这意味着美国将明确公示出兵护台的条件。考虑到中国大陆正迅速积累在台海的局部军事优势，美国光有出兵承诺恐怕还不够，其威慑力必须达到让中国觉得不但无胜算，而且代价超过其承受能力。为此，美国又在讨论两类方针，即惩罚性威慑或者拒止性威慑，哪一种更加有效。惩罚性威慑又称报复性威慑，即中国大陆一旦武力收台，将遭到全面报复和摧毁性打击。美军高层最近频频放话，比如，23年5月下旬，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奎利诺在讲话中声称：“没有所谓的速战速决，如果决定投入这场战争（台海冲突），那么美军将对中国财产和平民百姓实施毁灭性打击”。又如，2023年6月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声称，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希望通过威慑，“确保每天中国人睡醒后都说，今天还不是攻打台湾的那天，而那个决定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威慑其实一种“终级”威慑，威力十足但由于赌注过高，真正实施的可能性反而较小，从而降低其可信度。如果中国形成了足够的核生存和反击能力，可与美国“相互确保摧毁”，惩罚性威慑的可信度就趋近于零。正因如此，美国战略界又在讨论如何从惩罚性威慑转向拒止性威慑 ，意思是要让中国大陆认识到，其无法在武力收台的局部战争中获胜，或者付出的代价远超承受能力。既然军事行动达不到目的，就会选择放弃使用武力。这种威慑的目的限于击败对手军事力量，拒止其达成目标任务。相对于惩罚性威慑，它的目标定得更低，威慑强度下降，显得更为“温和”，但更有可行性，反而更为可信。

但是，正如美国昆西研究所提出的一种观点所说，由于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水平提升迅速，美国越来越缺乏在中国近海的局部战争中获胜的把握，拒止性威慑的有效性也在递减。因此，美国的威慑战略又发展到第三个层次，即考虑到无法慑止解放军武力收台，美国及其盟伴可转向鼓励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或者自毁重要资源，来增加大陆收台成本、降低其收台收益，以此来慑止大陆动武。围绕这一层目的，美国逐步改善对台军售的针对性、实用性，为台湾设计了“毒蛙战略（Poison Frog Strategy）” “豪猪战略”，希望台湾变成第二个乌克兰；围绕摧毁台湾的价值，美国设计了“覆巢战略”（broken nest strategy又称“焦土战略”）“硅盾战略” ，希望台湾面临大陆武力攻击而无法固守时，能自毁台积电等核心战略资产，以免其落入大陆之手，从而为大陆与美国博弈增添筹码。

另外，根据威慑战略的一条原则，“威胁的有效性有赖于潜在敌人能获得什么样的其他备选方案”，美国政府试图向中国提供某种保证，以提升上述威慑的有效性。它不断向中国承诺，美国政府坚持“一中”政策，虽然美国的“一中政策”与中国要求的“一中原则”有着显著差异，且已被美国掏空实质，但它毕竟保留“一中”躯壳。美国认为，这一策略足以让中国接受威慑，从而得以避免真正的军事冲突。

中国当然不能寄望于美国的保证来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在中国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不在于维持“台海现状”，而是借台湾牵制中国的复兴大业，美国的上述威慑都可视为“以台制华”战略的不同表现。中国本身也在实施反威慑。中国的反威慑至少包含两个方向，一是针对“台独”采取军事威慑，同时也运用外交、法律、经济以及政治手段，形成对台“综合性”威慑。二是针对美国等外界可能的军事干涉，积极推进国防现代化，努力打造阻止美军介入并控制局部战场的军事能力，美国称之为“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中国的这种威慑更接近“拒止性威慑”而非“惩罚性威慑”。中国的核政策是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核威慑有局限条件，意味着中国的威慑主要建立在常规军力之上，而以中国的常规军力还无法对美国本土实施惩罚性报复。

惩罚性威慑和拒止性威慑的区分是为讨论方便，它意味着资源投入类型和方向的不同，惩罚性威慑着重于包括在美国本土和海外前沿基地投入远程重火打击力量，而拒止性威慑则侧重于加强在前沿的军事存在，并在台湾部署抗击大规模登陆的针对性武器。在现实中，这种区分虽有一定意义，但影响军事资源投放和部署的因素和程序非常复杂，战略的制定、部署和展开受到诸多制约，各种类型的战略均会在实践中有所体现，或者随时发生改变。

以中美两国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对比而论，美国威慑的可信度比中国高。但是，威慑中的互动关系十分复杂，看似有利的条件也可能反过来成为制约因素。比如，美国战略界有观点认为，中国缺少反击美国本土的手段，这看似弱点，但反而可能使美国面临缺少升级选项的困境。如果大陆对台发动攻击，美国出兵干预解放军的跨海登陆行动，作为升级性行动，大陆可以选择打击美国在关岛甚至夏威夷的基地。而这是一种有限的升级行动，可以将战争控制在局部而又对美军造成足够大的损失。根据理性对等，中国大陆可以相信这不应当招致美国的全面报复，因为它针对的是军事目标且没有打击到美国本土。由于中国周边的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众多，中国就有了许多可以适当升级对美国威慑而不至于引发全面核战争的选项。相比之下，美国的升级战略就缺乏这些过渡选择，一旦面临中国的有限升级行动，美国如果想升级反应，只能攻击中国本土目标，这就冒极大风险，它可能将中国逼上绝路，迫使中国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对美国实施全面报复，从而进入全面核战争。

中美关系会否失控要害在台湾。威慑战略也主要围绕台海可能有事展开。但是也要清醒认识到，台湾问题产生以来，维系台海稳定的因素多样，其互动逻辑十分复杂，军事威慑只是其中一环，岛内政治力量格局、国际共识与秩序、各方利益平衡、大国战略均势等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长久以来，大陆并非简单依靠自身军事力量慑止台独，更多依靠外交、法律和经济等手段，以及二战后的联合国秩序和国际法等外部资源，运用综合国力，以利相吸，以害相警，武力只是决不放弃的最后手段。

同样的，美国也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威慑来维持台海现状。美国的威慑战略其实是在矛盾的选择之间进行谨慎的平衡。美国鼓励台湾自卫以对抗大陆的统一攻击，但又不放纵台湾攻击大陆而引起真正的军事冲突；美国售台武器的质数量都经过审慎评估，维持两岸军力平衡，足以威慑大陆不能轻易动武，但又不足以鼓励台湾主动进攻大陆，这在两岸军力不利于大陆的早期尤其如此；美国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但又不支持其以独立国家身份参与。归根到底，中国大陆对美国远比台湾重要，台湾的战略价值必须纳入到美国印太战略与“竞赢（outcompete）中国”的战略大棋局中去衡量，如果台湾在棋局中的作用足够大，美国就可以多支持，如果台湾无法发挥作用，则就成为弃子。

因此，虽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紧张和相互威慑的一大源头，但纠缠其中的“死结”并非全然无解，走向武装冲突亦并非必然，各方仍大有机会找出转圜的办法，求得相互威慑下的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