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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政策的历史与现实

20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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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

中国独具特色的核政策

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确认的五个有核国家中,中国的核政策最为独特,其表现是:中国核试验次数少、核武器数量小、部署方式少,没有走冷战时期美苏核力量发展的老路;中国向来未从核角度界定与他国的安全关系,甚至努力淡化外交政策中的核因素,自己承诺并呼吁所有有核国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强调核意图透明而非核能力透明,这也显著有别于其他有核国家。

同等重要的是,中国的核政策呈现出超强连续性,半个世纪的国际风云变幻没有对中国的核政策产生根本性影响。从进行首次核试验迄今,中国经历了中苏关系恶化甚至冲突、中美关系缓和并建交、冷战走向终结,从现存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秩序的局外人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和守护者,也从一个经济羸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有需要、有能力显著调整核政策时,中国选择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中国核政策为何如此独特?未来多元化的安全挑战以及日益复杂的大国关系是否会推动中国调整核政策?这几乎是所有关注中国核政策的国外专家学者心中的问号。

中国核政策为何如此独特?

中国核政策的独特性源于老一代领导人对战争形态的认识和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中国相信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相信战争中人的因素比武器的作用更大,相信武器本身无法决定战争的胜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态、冷战初期的局部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经验让中国相信,未来的战争很可能以地面战争为主、常规武器为主,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和有信心打赢这样的战争。

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在战略上蔑视、在战术上重视核武器,一方面强调核武器是“纸老虎”,另一方面也清楚中国如果没有核武器,“纸老虎”就可能成为“真老虎”、“铁老虎”。同时,中国领导人相信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在尖端武器发展上,我们要以质胜敌,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反而背包袱”。“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质量、一定的品种”是中国发展力量的指导原则,在中国有关国防政策的文献中,这些原则被浓缩成了“精干有效”。因此,在核问题上,所有有核国家都曾有过的“多少才算足够”这样的经典问题,中国早已有了清晰的答案。

核武器数量和质量少而精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有效、管用。如何确保有效管用?中国在早期一方面提高核武器质量,另一方面重视提高核生存能力。中国领导人对人、国家、武器和战争的哲学认识决定了中国核政策的基本内容。在核问题上,中国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而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政策是理性的、务实的,中国领导人具有远见卓识。

中国核政策走向何方?

中国的核政策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保持了极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臆测从未终止,包括怀疑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怀疑中国核力量规模远大于普遍认识的数量,认定随着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提升中国将显著扩大核力量规模。莫名的质疑、丰富的想象、离谱的揣测并没有动摇中国对核报复能力的信心,中国也没有因为国际风云变幻调整核政策。

中国核政策虽然没有重大调整,但的确顺应国际形势变化做了微调,诸如中国通过发布国防白皮书或阅兵这些微妙而缓慢的方式不断提高透明度,同其他有核国家一样致力于提升核反击能力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和生存能力,以确保其他国家不敢对中国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

在可预见的未来,面临越来越多元化的安全挑战和日益复杂的大国博弈,中国是否有必要对核政策做出重要调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大概首先要问另一个问题,即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是什么?是否有必要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

2019年7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中重申了中国一贯的核政策,即“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是中国核政策的基石,是讨论中国核政策走向何方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不改变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不改变核力量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定位,延续既往具有特色、行之有效的核政策是合乎逻辑、符合需要、谨慎务实的。

美苏冷战提供了很多与核武器相关的教训。一部美苏冷战史就是美苏核军备竞赛与核军备控制的历史。冷战时期,美苏都认为核武器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万用灵药”,因而进行了大量核试验,生产了海量的各种类型、各种当量的核武器,采用了多种部署方式,将核武器戒备级别提升到“一触即发”的状态。这导致美苏两国游走在核战边缘:古巴导弹危机几乎将两国拖入核战争,1983年的北约“神射手83”演习几乎导致误判而诱发核战争。

海量的核武器意味着巨量的经费投入。冷战结束后,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研究表明,从1940年到1996年,美国用于核武器的费用高达5.5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未来存储和处置有毒和放射性废物所需的3200亿美元和拆除核武器系统等所需的200亿美元。美国用于核武器的费用占同期国防预算的29%,而同期社保支出为7.9万亿美元。在所有费用中,研发、生产核武器所需费用仅占7%,各类运载系统占比高达56%,另有30%的费用用于指挥控制系统和防御措施。核武器“生”易,“养”难。

巨量开支必然挤占常规武器研发和国计民生所需费用。美苏在冷战期间均面临类似困境,而苏联尤甚,因此才会出现苏联重工业能够比肩美国,而民生相关部门则显著落伍。

庞大核武器一方面增加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增加了核安保事故、意外或者未经授权发射的风险,分散部署的核武器甚至可能给恐怖组织提供可乘之机。更重要的是,在冷战期间,能够“终结一切战争”的武器并没有用武之地。即使在朝鲜战争、台海危机、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期间曾有过使用核武器的讨论,但终均因种种顾忌而未使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苏均经历了大量生产、疯狂部署,尔后为发展和部署封顶设限、通过谈判持续裁减的过程,这一过程验证了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关于核武器不可轻易使用的远见卓识。

当然,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忽视其他国家核政策的重大调整、核武器在其他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变化、损害全球战略稳定的太空、网络和导弹防御能力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国际军控与核裁军的发展趋势等,这些可能损害中国核威慑的可靠性和可信性。

中国不寻求与其他核国家进行军备竞赛,也不会寻求首先使用核武器,但中国需要确保核反击力量是安全的、可靠的、具有生存能力的。当中国对核威慑能力有自信时,中国愿意接受不对称的相互脆弱性。一旦中国核威慑能力被削弱,中国对威慑可信性产生疑虑并将面对现实核威胁时,中国也可能采取相应措施以恢复战略稳定。

(原文刊自世界知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