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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疑中印喜马拉雅锡金段边界对峙

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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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再一次在喜马拉雅地区陷入了对峙状态。五周前,印度军队越界进入喜马拉雅锡金段中国-不丹-印度三国交界点的一处狭长高地,强行叫停了正在这里施工的中国公路建筑队,直至现在双方似乎依然无法解决争端。发生对峙的洞朗地区是中国和不丹存在领土争端的区域,目前处于中国的实际控制下,同时印度也在该地区拥有重要的安全利益。

令洞朗地区的局势恢复到原状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本次对峙与前几年在喜马拉雅边境发生的领土争端不同,当时正值中印双边关系回暖,在双方都展示出诚意后,事态得到了有效控制。但这一次的边境对峙触碰到了中印双边关系的痛点。中国是权利受到侵害的一方,如果事情不能按己方提出的条件得到解决,中国得不到任何好处。更糟糕的是,对峙双方无法就争议对象的定义达成共识,中国甚至不承认印度有任何立场与中国就解决争端展开对话。

中国在此次对峙上的立场和解决方案相当直截了当。

中印在喜马拉雅锡金段的边界是根据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第1条共同划定的(“中国西藏地方与锡金的边界线沿分水岭而行,边界线东起支莫挚山,西至与尼泊尔交界处”)。自尼赫鲁政府开始,印度代表曾在多个场合正式表明接受这一划定方式。而印度干涉中国在《条约》第1条中明确规定的边界以北3公里处修建公路,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作为对话的先决条件,印度必须无条件从越界处撤军。鉴于不丹在2000年第14轮中国-不丹边界谈判上提出对该地区拥有主权,该领土争端完全应由北京和延布之间解决。而在争端得到解决之前,不丹,更不用说没有资格介入争端的印度,必须尊重中国对洞朗地区的实际控制权。

另一方面,印度并不否认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第1条的可信性。但印度方面认为,边界问题从未被明确划定。印度同样援引《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第1条称,双方依据南至锡金、北至西藏的河流划界,“锡金与西藏的边界(曾)位于划分该河流的山脉顶峰”。而“始于不丹边境支莫挚山的边境线”不符合这一原则,因此事实上边境线应当向北移动6公里。因此,印度越界的地区全部属于不丹领土。根据不丹和印度于2007年签署的《不印友好条约》,两国呼吁双方“在事关国家利益的议题上紧密合作”,印度因此拥有代表不丹介入争端的条约基础。中国在该区域进行的公路建设施工“严重改变了现状”,侵害了印度的安全利益,同时也违反了中印两国于2012年达成的“理解协议”,即在三国交界点的任何最终边界划定必须以包括印度在内的协商方式解决(新德里自1985年以来一直寻求解决三国交界点的边界划定问题)。因此,中国必须停止在该地区的公路建设施工,在此基础上,印度才会随时准备共同行动以缓和对峙局面。

印度在洞朗地区的军事干预伴随着严重的政治风险。

虽然这一行动不乏安全逻辑,同时《不印友好条约》的相关规定也的确给印度出兵提供了一个体面的借口,但新德里在整个事件中的外交词汇都包裹在不精确的政治语言中,如“现状”或“理解”。相反,中国的外交词汇则以精准、白纸黑字的法律语言为基础。

印度在洞朗地区的军事干预还存在开启一系列重大先例的风险。

这是印度第一次在第三国领土上与一个国家主体发生军事对峙,而这个国家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对于印度这样一个视自身为现状主义的大国来说,这实为一步险棋。其次,印度打着支持友好伙伴国家主权主张的旗号出兵干预,但该地区甚至都不在其友好伙伴国的实际控制之下。就连强大的美军都不会在其盟友未能实际控制的争端地区履行防务义务,更不用说主动干预。第三,中国-印度-不丹的三国交界点并非印度北部边境唯一存在领土争议的区域,如果将来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会令印度非常不快。

这次的越界行为也让人怀疑印度是否真的从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中汲取了政治教训。这场冲突最直接的起因是新德里在印度地图划定的边界线外部署了一个轻型装备的军事哨所。与现在一样,当时新德里认为印度军队有权单方面填补边界漏洞,该漏洞产生于地图和条约对边界划定的差异以及双方对分水岭原则的不同理解。

一旦实施了如此高危的行动,印度就应承担起为自身退出对峙创造条件的义务。对峙持续的时间越长,外界对于新德里意图永久性改变边界现状的印象就会越强烈,而这很有可能引发来自北京的政治报复。

新德里必须首先解决当前局势纠缠不清的合法性问题。印度在法律层面上没有任何立场在洞朗地区为缓和对峙而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这应由不丹来做。试图通过安抚性的谈判先发制人地避免困境,只会让人质疑新德里最初的动机与意图。新德里必须敦促延布牵头与北京方面展开接触,并设计出一个能够为双方接受的边界协议。而在争端得到最终解决之前,该协议应承认中国对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以换取将情况恢复到2017年6月16日以前的状态。同时,新德里必须单方面从洞朗地区撤军,并在私下坚持要求北京重申2012年中印两国达成的协议,即三国交界点的边界划分必须通过三方协商解决。

从更广泛的层面上看,莫迪政府必须考虑,是哪些政治因素刺激了中国在充满政治意味的背景下修建一条军事价值无足轻重的公路。虽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令人费解,但此次的中印边境对峙,领土诉求是其次,主要还是双边关系政治。北京从未将领土问题仅仅视为地图上的细枝末节,相反,它们与维护稳定和睦邻友好等更大的政治考量紧密相连。同样,中国的领导者们并未在领土问题上缄默不语,而是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姿态来释放不满信号,包括在争议区域造成既成事实。从这个意义上看,洞朗事件从根本上说是北京利用一个长期令人困扰的边界争端,作为对抗政治的延续。这种延续是对中印双边关系明显恶化的反应,而正是莫迪政府内部的强硬派对双边关系的处置失当加速了这种恶化。

中印关系还牵涉到印巴关系。将上述两个问题拔高到超出中印关系(中国对印度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的支持;将一名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列入联合国恐怖主义名单)的范畴,或把它们作为印度的核心利益来测试中国是否会妥协,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同样,为抗议北京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冥顽不化,而将支持达赖喇嘛的涂鸦涂满中印关系的大厦,也并非明智之举。过去9个月当中,中国容忍了印度总统在官邸会晤达赖喇嘛,容忍了美国驻印度大使招待西藏流亡政府首脑,容忍了美国大使首次对争议地区达旺进行访问以及其他一系列涉藏问题上对中国的轻慢。终于,北京决定不再忍让,坚决要把边界问题推到双边关系前台,让印度正视现实。因此出现了洞朗事件——北京选择了这一事件的时间地点。从严格意义上讲,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北京没有违反任何规则,这反而令它可以强硬明确地表明自己的主张。

从现在开始,莫迪政府必须在严重影响中印关系的涉藏问题上有所收敛。要想将边界管控恢复到他从前任政府接手时的平衡状态,莫迪先生必须明智、严肃地对待中印关系,这对两个重要大国建立新型模范关系来说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