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S）报告发布后，欧洲成为文件中颇具争议的章节之一，不免让人想起美国副总统万斯今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报告是万斯演讲的加强版，以一种强烈意识形态化、文明叙事化的语气重新定义了欧洲，区别于以往强调美欧同盟价值观的一贯风格，既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对欧政策的范式转变，也传递出未来跨大西洋关系走向的关键信号。
报告在欧洲部分的开篇就表示“欧洲真正的问题更加深刻”，这种诊断式的开场不同于以往战略文件的稳健语调，而随后的表达则更尖锐，认为欧洲的经济衰退不及更严峻的风险，即“文明被抹去”。移民、出生率下降、所谓的言论限制、国家身份感弱化，被统称为欧洲的“文明存续危机”。这代表着美国政府不再从制度能力或战略角色角度审视欧洲，而是从文化生存、文明竞争的高度对其进行价值评判。这也意味着，欧洲内部本已紧张的社会政治议题，被纳入美国官方的战略叙述框架。
在这种叙事基础上，报告对欧洲盟友的可靠性提出前所未有的质疑，认为目前很难断言某些欧洲国家是否仍具备足够强大的经济与军力继续成为可靠盟友。这一表述相当于直接将部分欧洲国家置于“未来可能不再是可靠盟友”的审视之下。同时，报告还认为，某些北约成员未来可能成为以“非欧洲人”为主体的国家。这不仅将人口结构与战略取向直接挂钩，还隐含着对欧洲国家未来政治方向的深刻质疑。美国过去的战略文本从未以这种方式界定盟友的稳定性，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判断已不再基于体制、能力或战略利益，而是基于文化与身份的可持续性。
这种文明叙事也延伸到美国对欧洲内部政治力量的偏好。报告强调，欧洲的爱国党派势力扩展让人倍感乐观。在欧洲的语境中，“爱国党派”往往意味着右翼乃至极右翼势力，而美国官方公开表达对这些力量的乐观态度，将强化欧洲内部政治分化。在报告对欧盟的描述中，这种倾向进一步加深，欧盟被暗示为欧洲问题的一部分，而非协调欧洲、推进合作的一环。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理念上已不再将欧盟视为美国的天然战略伙伴，而是一种需要被抵制甚至在必要时被绕开的政治结构。
在针对乌克兰危机的部分，美国的战略排序更加清晰。报告表示，尽快结束乌克兰敌对状态、恢复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这意味着美国优先考虑的是快速结束冲突与恢复美俄稳定关系。同时，报告对欧洲立场的批评也相当尖锐，认为“欧洲官员对战争抱有不现实的预期”，并暗示一些欧洲国家政府破坏民主程序，使民众的和平愿望无法体现在政策上。在这一叙事中，支持乌克兰、强调对俄战略威慑的欧洲被视为和平的阻碍者。特朗普政府的逻辑非常清楚，即希望以一种更具交易性的方式收场，而欧洲坚持的价值型目标则被视为不切实际。
通过报告可以看出，特朗普 2.0 对欧政策调整并不只是外交层面的短期策略变化，而是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全球战略优先级变化以及对自由主义秩序深层不满交织而成的结构性转向。
在美国国内，文明叙事重新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以“文明危机”为框架重新界定欧洲，其实是特朗普政府在将国内政治逻辑延伸到外交叙事中。对欧洲的批评与其说是一种外交判断，不如说是对美国国内社会撕裂的投射：移民、身份政治、文化焦虑等议题在美国内部高度极化，而将欧洲呈现为“文明衰落”的例证，不仅能够强化美国右翼选民危机感，还能把欧洲内部也存在的类似问题“镜像化”，成为美国叙事体系的一部分。换言之，特朗普政府是在通过描绘欧洲的危机讲述美国的故事。
同时，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使欧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居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天然核心。美国如今把资源投入经济竞争、供应链重塑和对华战略博弈，而欧洲在这些优先事项中并非关键变量。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一个能够尽快在乌克兰停火、恢复美俄稳定、减少外部负担的欧洲，比一个要求美国继续承诺更多安全义务、延续长期资源投入的欧洲更具吸引力。欧洲的稳定若能以更低成本实现，美国自然有动力重新配置战略。
特朗普政府对欧盟作为“超国家建构”的强烈不信任，也推动了对欧政策重新调整的方向。在过去，美国虽然时常批评欧盟经济政策或防务贡献不足，但大体上仍视其为维护欧洲秩序的支柱。而在特朗普眼中，欧盟象征着自由主义制度的扩张，是跨国规则对国家主权的限制，更是美国难以直接施压的复杂主体。美国若想在关税、产业政策、能源等领域与欧洲进行双边交易甚至施压，一个更为分散、内部政治更具可操作性的欧洲显然更符合美国利益。鼓励欧洲内部“民族保守主义”力量，事实上为美国在未来与欧洲互动时提供了新的杠杆。
这种政策转向的影响已经在跨大西洋关系结构中显现出来。虽然军事同盟仍将继续存在，北约条约责任短期不会动摇，但政治互信的下降可能是长期且难以逆转的。当美国不再从“共同价值”的角度理解欧洲，而是从“文明是否还能维持”的角度评估欧洲内部状况，将会使双方在判断威胁、设定安全目标和理解彼此战略意图时不断产生误解。尤其在俄罗斯问题上，这种分歧还将进一步扩大。美国若继续追求以稳定局势为核心的“快速停火”，而欧洲坚持乌克兰必须获得具有正义性的和平，二者战略目标将出现结构性偏移。欧洲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不仅可能无法引导议程，甚至可能面临被“既成事实”边缘化的局面。
此外，美国对欧洲内部政治力量的态度也会产生深远后果。美国对欧洲右翼的公开或隐性支持不仅会改变欧洲内部选举生态，也将影响欧盟治理能力，使其更难在对外政策上维持统一性。随着欧洲内部政治碎片化加剧，其在俄乌问题、大国关系及全球产业链治理中的战略发言权将逐渐削弱，美国则可能借此进一步强化其对欧洲的主导权，进而“重塑”欧洲。
展望未来，美欧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阶段。一方面，欧洲在安全上仍短期依赖美国，但在政治上却越来越难以接受美国的“文明叙事化”解释方式；另一方面，美国对欧洲的战略期待也在收缩，不再视其为不可替代的同盟伙伴，而是视其为可在成本、风险和收益之间进行重新计算的对象。双方关系的逻辑基础正在从“同盟共同体”走向“条件性合作”，从制度性联结走向更具交易色彩的安排。
这份报告证明，美欧关系已然迎来了临界点。对欧洲而言，美国的这种转变既是压力，也是机遇。它迫使欧洲重新思考战略自主的真实含义，这不单单是增加军费或建设防务能力，更是要建立能够在美俄、中美关系波动背景下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与战略能力，减少对任何一个外部大国的依赖。如果欧洲能够在危机中找寻并把握机遇，形成更统一的战略目标，那么即便美国彻底调整对欧定位，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仍有可能上升；反之，若欧洲仍无法处理内部政治和战略上的分裂，其在未来大国关系中的地位恐将被更进一步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