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2022年11月，中美两国领导人利用在印尼巴厘岛参加G20首脑峰会的机会举行双边峰会，达成了双方共同努力稳定中美关系的“巴厘岛共识”。一年后的2023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可望再次利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机会进行双边互动，延续并推进“巴厘岛共识”。

在过去五年中美关系持续处于历史低点的背景下，过去一年两国能不断尝试稳定中美关系，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鼓舞的变化。这一势头如能持续下去，中美关系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常态化竞争”的前景：两国关系仍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竞争远大于合作、消极面远大于积极面的对峙状态，但这一对峙的烈度和广度有可能得到控制，两国不至于由对峙走向热战或美苏式的冷战，对峙不会导致某一方的政治经济体系出现致命性、系统性崩坏，不会导致美国在全球优势地位的快速终结以及中国崛起空间的完全消失。“常态化竞争”当然不是中美关系最理想的状态，但却可能给两国继续发展并解决各自内部困难留下一定的外部空间，或许是两国都可接受的状态。未来一年，也就是2024年11月美国大选之前，中美两国需要在观念和行动两个层面继续努力，塑造中美关系的常态化竞争态势。

在观念层面，中美两国需明确常态化竞争的目标，管理对双边关系的认知与预期。

过去五年，中美两国在双边关系的定位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美国以“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从中国视角看，这是一种试图全面扼杀中国发展和崛起可能性、试图与中国进行“你死我活”式竞争的态势，因而中方当然始终不同意以“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由于两国对双边关系没有共同的理解和目标，两国难以相向而行，战略疑虑越来越浓重，机会窗口即便出现也很难抓住。

经过五年的激烈博弈，我们或许可以形成以下几点共同认识：中美关系无法出现结构性好转，中美两国无法完全脱钩，中美两国都不愿意打仗，中美两国都不会垮掉，中美两国在竞争中都不会“速胜”，世界各国多数不愿意站队，全球议题需要中美合作。这些认知构成了中美常态化竞争的基本认知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美可能将长期处于“各自都觉得不舒服，但又不得不共存下去”的常态化竞争中。

常态化竞争需要我们在两个方向上保持合理预期。一是要避免对中美关系以及本次峰会作出过于乐观的预期。在常态化竞争条件下，中美关系仍是一个以大国竞争为基调的双边关系，稳定绝不意味着好转。中美关系仍非常脆弱，美国国内的反华“政治正确”仍然十分强大，对峰会过于乐观的预期可能导致因预期落空而形成更强烈的挫败感。其二，在寻找稳定中美关系可能性的过程中始终保持信心和想象力。

在行动层面，中美两国在过去几个月中已走在正确的方向上，目前需要做的是保持势头，催生成果。

一是在首脑峰会引领下，扩展两国政府间的对话机制与平台。两国外交和经济部门在过去几个月已形成若干联合工作组，接下来需要扩展数量和领域，尤其是两军对话和人文交流对话，并切实保持较高的对话频率。需要增加对话机制的跨部门属性，如外交与军事、外交与执法、外交与人文的跨部门对话，经济领域联合工作组内部，需要增加贸易、货币、财政、产业之间的跨领域对话协调。

二是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共同采取若干“去安全化”举措。中美双方需尽快共同行动，全面清理并扫除影响两国人文交流的政策障碍。美方需考虑逐步调整对华对制裁、限制行为，特别是那些即便以美方标准也明显不合理、害人害己的政策。中方可考虑调整国内某些监管政策，对一些法律法规条文做出更加清晰、确定的解释。在这些领域，双方需要坐下来逐项核对，逐条讨论。“小院高墙”的范式将长期存在，但一定程度的“缩院稳墙”仍是可能的。

三是在两军关系、台湾等问题上做好危机规避和管理，减少意外出现的可能性，确保意外出现后两国沟通机制畅通。双方应从2022年8月美国议长佩洛西窜台事件以及2023年2月“无人飞艇事件”中汲取教训，避免突发事件的政治化。

四是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俄乌危机等问题上寻求具体的合作成果。

时间不等人，中美两国领导人亲自开启的机会窗口稍纵即逝。能否抓住这个窗口所提供的机遇，可能将影响到未来几十年两国的发展态势以及下一代人的生活形态。对整体中美关系的悲观判断固然正确，但是悲观者无法将中美关系带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泥潭。在困难环境中，我们需要谨慎的乐观主义者和致力于寻找缝隙的行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