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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贸易战 全球治理 COVID-19 气候变化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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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美交流基金会特邀学者

正确的前进方向

2023-05-19

周:我们能否从去年开始说起?当时您曾两次前往美国,见到了疫情爆发以来无法会面的朋友和同事。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王:去年我去过美国两次,2月和3月一次,11月的时候停留了整整一个月。首先,我访问了华盛顿特区、纽约市以及哈佛大学。11 月去了耶鲁大学,然后是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遇到了很多老朋友和一些以前从未见过的年轻同事。访问非常愉快。我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

周:这与疫情之前你对美国的了解有何不同?

王:疫情前,我们没有过多谈论美国的问题,他们也没有过多谈论中国的问题。现在,在美国,我就遇到了在美国旅游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亚洲仇恨”。走在街上,我感到自己并非完全安全。而且,我在CVS连锁店和其他地方看到了扒手,街上还有“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痕迹。他们问了我中国疫情的情况、国内问题、北京和上海发生的事情以及各地的封控。这些都是过去未曾有过的新情况。过去,我们基本上只谈论双边关系和整个世界局势。

周:在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举办了名为“一个北京人在华盛顿”的活动,当然指的是你。你在现场阐述了学术合作和交流的重要性。我们能否期待两国像以前一样,重归那种紧密的交流和伙伴关系?

王:我的朋友甘思德在CSIS工作。他在华盛顿做了一个关于北京的演讲,谈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题目叫做“一个华盛顿人在北京”。我们非常有效地分享了各自的经历。当然,也遇到些困难。他在北京的一家隔离酒店里生活了两个星期。这些就是我们当时谈论的内容。当然,也谈到了双边关系。

周:你谈论美国的角度一向是友谊和朋友——你们终于有机会坐下来,甚至一起吃饭。你的美国朋友告诉你了什么?你又和他们分享了什么?

王:他们非常希望见到我。他们当然拥有很多不同的信息来源,比如西方媒体、在互联网上与中国同行的对话等。但是,它们无法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他们直接问了我很多问题。比如,我在北京观察到的情况。我谈到了党代会,以及会后人们的想法、经济形势、城市封控时居民是否有足够食品等问题,诸如此类。我向他们询问了美国中期选举的影响,谁将成为未来几年的美国总统候选人。谈话很顺利,但这些都是关于中国、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严肃对话。

周:既然提到吃的,那在美国的时候,你喜欢吃什么美国菜?你最想念什么?

王:吃的?我们当然吃三明治。我参加了CSIS的晚宴。许多名人参加,例如CSIS主席何慕理和我的老朋友们。我看到了很多老朋友,包括肯尼思·科伯索尔和其他学者、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在华盛顿的这场活动上,我享用了晚餐。现场还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中国外交官。

周:王教授,我们看到世界范围内,一系列全球活动不断举办,特别是G20。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包括美国和中国的,最终得以面对面交流。两国关系有改善的迹象吗?

王: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我还前往阿布扎比参加会议,最后一站到了柏林。我和美国、欧洲同行和中东人都交流过。毫不奇怪的是,没有多少人对全球趋势持高度乐观的态度。他们不仅谈到了疫情,还谈到了可能出现的全球经济衰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当然还有乌克兰冲突,以及中东或一些非洲国家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这并不像我们在疫情之前想象的那样美好。人们也在谈论许多国家(包括欧洲)的社会动荡。所以,我们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里,我看到也提到了一些“赤字”,比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全球治理赤字和其他方面的赤字。这些威胁着世界和平与繁荣。我们面临着许多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困难。

周:中国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相处之道”。你理解的正确相处之道是什么,或者说,已经找到它了吗?

王:说到“正确相处之道”,我觉得在中国人的思维里,或者说在中国人眼里,它应该包括修正美国对华政策和态度。我们希望美国取消贸易关税,取消对华为和TikTok等中国企业的制裁;停止鼓动台独势力,减少对台军售;停止干涉中国在香港、新疆等地区的内政。我们希望美国能够采取一些行动。但是,我认为他们无法找到纠正这些错误的方法。他们认为自己没有错。他们将关系恶化归咎于中国。

周: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这种情况是否仍然如此?现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关系正取得进展,包括中东和海湾国家。

王:在我和国际观察人士的谈话里,没有人否认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因为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它们也是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参与者。问题在于两国能否和睦相处,恢复不同部门的合作,寻求建立全球治理和协调机制。

周: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走出双边关系低谷的动力正在减弱。那么,他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才能给所有人带来希望?

王:作为一名学者和退休教授,我的主要工作是找出问题是什么、问题的根源又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我会预测未来美中关系的轨迹。如果我说政府应该做这做那,那未免太冒昧了。向政府提供建议不是我的工作。我希望他们有更好的相处方式。但我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可以提供给他们。

周:对于2023年,你的哪些预测是充满希望的,是否受到相互交织的各类危机的冲击?这些危机再次考验着全球体系,以及全球体系繁荣发展的能力。

王:我认为,2023年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人员往来、面对面会议都会有所恢复。如果美国人来中国,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和他们交谈。但这不会改变大局。比如,我所在研究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同事,都建议不要去美国旅游,怕自己不受欢迎。我的美国同事也有类似的担忧。如果他们想来中国,会权衡在隔离酒店住多久。我说:“不,再也没有那样的事了。”但他们可能会说,好吧,我们害怕受到骚扰,我们的设备、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可能会被搜查。所以,整体氛围不如多年前那么好。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2023年,两国社会和双边关系将出现一些转好的迹象,但恢复两个社会之间的传统交流需要很长时间。例如,我希望成都和得克萨斯州的领事馆能恢复并开始运作。我还希望减少旅行限制。但是,恐怕这些事情仍然是双边关系的障碍。我最关心的是台湾问题以及两国之间的技术竞争。

周:王教授,你提出开设一个名为“冷战故事”的新节目,旨在研究现代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时期的人类经历。您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实现什么目标,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节目?

王:其实,我并没有提议开办名为“冷战故事”的新节目。这其实是一个名为“看理想”的平台,他们提议我应该和他们一起做一个口述节目。我对着设备说话,讲冷战故事,他们录下来。我在冷战期间没有太多经历,但我还是有故事要讲。

我有很多东西要和听众分享:中美之间的冷战历史,还有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冷战历史。我们从冷战中吸取怎样的教训是中心问题。我还在学习,因为我对冷战还是有记忆的。研究的时候,我了解到了更多细节。昨天,我做了一个关于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间的中东战争的节目。很有趣,但也发人深省。看到双方之间的杀戮和仇恨,我感到非常震惊。

周:中国最近的驻美大使现在是新任外交部长。随着秦刚走上世界舞台,他将如何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巧,塑造中国对华盛顿的立场?

王: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我见过他两次,就双边关系进行了数小时的长谈。我发现秦刚大使,或者说秦刚外长,是个非常可爱的人。我很喜欢他。他诚实、直接。他有过外交经历,担任大使期间对美国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希望他作为外长,能够把在美国的经历牢记在心。他和普通的美国人一起参加体育活动。他不仅与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进行交谈,还与商界人士和学者进行交谈。我认为,他拥有和美国人民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但同时,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院官员并不是塑造双边关系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两国国内的政治背景和氛围。看待美中关系时,还需要审视两国的国内环境、人们的想法、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等。这些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