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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美日2+2框架中的外交军事化倾向与东亚安全

202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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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1日,美日外务与防卫2+2部长级会谈在华盛顿举行。这是双方去年10月、12月先后发布新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战略后的首次高层磋商。会后发布的联合公报和记者会均显示,美日同盟在战略和政策目标的实现方式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美日认为,一体化的军事威慑力将为地区带来安全,然而正如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军事优先的安全观不可能带来持续的安全。

首先,美日2+2部长级框架的军事化倾向,令外交在谋求安全中的作用日益边缘化。

2+2部长级框架的正式名称是“美日安全磋商委员会”。安全不仅是一个综合概念,也是一个相互的概念。实现安全的方式有多种多样,而外交是重要的方式。按理说,在外交与防卫机制中,外交部长是领衔的,如何通过外交来实现安全应该是主要内容,但联合公报呈现出军事一边倒的倾向。在联合公报中,有关同盟的章节充斥着大量军事和战争用语。美国国务卿、日本外相与美国国防部长、日本防卫大臣的作用已经同化,这本质上是外交边缘化,甚至可以说是外交军事化倾向的体现。

日本在冷战中曾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概念,冷战后也曾积极推广“人的安全保障”理念,这些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而美国长期以来高度聚焦军事安全,冷战后更是强化军事至高无上的地位,压制潜在敌人。这种思维让美国认为外交过程太冗长,效果不如军事手段,只有军事强大外交才有说服力,也会更有效。这种冷战后越来越明显的外交军事化倾向,本质上是不相信也不愿意通过外交对话解决国际争端。但事实证明,凭借超强军事力量,通过军事施压甚至先发制人式的武力打击并没有带来安全,相反常常招致混乱和更大的不安全,美在阿富汗、伊拉克打的两场战争都是明证。外交军事化也让很多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危机不断升级,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遗憾的是,近年来日本安全战略的美国化倾向不断增加,这不利于实现东亚的可持续安全。

第二,以军事威慑力为基础的安全观,与冷战后东亚地区通过外交对话谋求安全的成功体验不兼容。

2+2联合声明中八次提及“威慑力”,这在近些年已经成为美日同盟的代名词。在国家安全中,军事力量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强调以威慑力为基础,这种安全观反而会导致不安全的结果。

首先,威慑是否有效不单取决于威慑方的意愿,还要看被威慑方的认知。没有有效的外交和对话,单方面以为强化军事力量就会自动让对方屈服,这种逻辑在知识上是短路的,在政策上是误导的,在实践上是相当危险的。其次,以威慑力为基础的安全观,其前提是事先指定假想敌,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国家之间负面认知的轮番升级,还会让威慑方陷入担心威慑力不足的经典困境。一旦设定假想敌,威慑方就会在军事力量、话语体系等各个层面不断展示敌对姿态,这反过来会刺激对方的对等反应,造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美日2+2框架将中国定位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将朝鲜和俄罗斯定位为“严重威胁”。从日本来说,这实际上是将四个隔海相望的邻国中的三个定位为假想敌,特别是把中俄两个大国看成假想敌,将使日本陷入越增加军力越觉得威慑力永远不够的无穷苦恼中。冷战结束后,不少西方学者和观察家认为东亚将成为军事冲突的热土,但过去30多年中,这一地区总体保持了和平局面,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以东盟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框架通过对话谋得了安全,而非美国军事同盟带来了红利。

东亚要实现可持续的安全,就必须让“外交对话成为实现地区安全的首要渠道”,并让这一成功历史经验作为地区共识不断深入人心。同时,要警惕和防止以军事威慑力为基础的安全观在本地区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