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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中美关系 贸易战 全球治理 COVID-19 气候变化 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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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重要性

2022-02-22

此时此刻,全球对话与合作前所未有地重要,而中美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最重要的。

我们经历这场破坏性的全球疫情已近两年时间,它不仅暴露了全球疫情防范工作的失败,也暴露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架构中的诸多弱点。

无疑,当前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使我们更难在新冠疫情下协调可持续的复苏,更难应对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更广泛的生存挑战。

对于重建中美之间的信任,对于应对从疫情、气候危机到挥之不去的核冲突风险等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公开对话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一向高度评价与中国高层领导人进行的公开而坦率的对话,包括我作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华、以及最近一次作为“元老会”1主席于2019年访问北京时与习主席对话。我多次访问美国也是一样,“元老会”去年在华盛顿就举行了两次理事会会议。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应该带头制定长期解决方案,以应对共同的威胁。然而近年来,它们却总是卡在相互猜疑和对抗的状态里。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3月的一项调查,89%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做类似的中国民意调查也表明,中国人对美国的负面看法上升,好感度(按1-10计算)从2019年6月的5.77下降到2020年5月的4.77。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当然可以是有益而且有活力的,但如果它陷入民族主义式的挑衅,掩盖了共同的利益,那就不是这样了。两国需要做出更多努力,在青年、妇女、文化团体和其他群体之间建立联系。例如,2021年的天下女人国际论坛(Her Village International Forum)就将女性领导人聚集在一起,我还应阳光媒体集团主席杨澜的邀请在论坛上发了言。

这次疫情提醒我们,我们的世界在本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它提醒我们面对生物多样性改变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面对这个星球的界限被破坏,我们所有人究竟是有多么脆弱。

这些挑战与在传统上厘定外交政策的零和游戏范式格格不入,它需要持续不断的紧密合作。

面对如此严重的威胁,最重要的是维护辩论自由和调查自由的权利,同时在公开和私下进行有挑战性的对话。只有通过这些有时很费力的交流,我们才能制定出有效且持久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成立了联合国,达成了《世界人权宣言》,这些构成了现代多边体系的基石。

如1948年一样,《宣言》第一条开头的那句话在当下依然是适用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关于中美两国如何理解和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人权义务,我有很多话要说,但这不是我今天讲话的重点。

相反,我想强调的是,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制定一个新的框架,来应对21世纪的生存威胁。

2021年11月,我参加了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我很高兴地看到约翰·克里特使和解振华特使发表了美中两国声明。大会期间发表的这份“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声明是一个良好开端,但要将峰会上的语言转化为具体行动,双方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在今年11月埃及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召开之前,它要拿出一个更雄心勃勃的近期目标。坦率说,2030年碳达峰已经太晚了。“气候行动追踪组织”认为,按照中国当前的气候计划,全球气温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3到4摄氏度。如我们所知,这将给地球上的生命带来可怕的影响。

提前碳达峰对实现巴黎目标和习主席的2060年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中国现在有一个关键的机遇,可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导。我希望中国领导人抓住这个机会,在可再生能源生产方面令人印象深刻的过往成绩基础上再创佳绩。

美国也必须打破政治僵局,兑现已经做出的承诺,包括采取具体措施减少排放,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拖延已久的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方面,接受美国应出的合理份额。

中美合作对于确保实施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更宽泛的、以“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核心的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至关重要。

“可持续发展目标”序言中的字句有力地阐明了这种共同努力背后的价值观,以及中国、美国和其他190多个联合国成员领导人在2015年承诺的义务:

“我们决心让人类摆脱贫困和匮乏,治愈并保护我们的星球。我们决心大胆采取迫切需要的变革步骤,让世界走上可持续和有恢复力的道路。”

与气候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样,这种对大胆变革的需要同样适用于全球和平与安全的辩论。

还是那句话,作为核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和美国在这方面负有特殊责任。我当然欢迎本月早些时候五常国家的声明,它重申了里根-戈尔巴乔夫宣言,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即将召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

在这方面,中国提供了独特的领导范式:它是五核国中唯一在核武器问题上坚持“不首先使用”政策的国家。

如今,国与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增加,加上技术的进步,一场破坏稳定的新核军备竞赛越来越有可能被触发。当此之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化解紧张局势的重要原则,我希望中国继续在这一领域展现领导力,特别是在限制本国核武库发展方面。

当然,美国最新《核态势评估报告》所总结的方式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进一步削裁核军备和“降级”(de-escalation)。正如我的同事埃尔德•格罗•布伦特兰2上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所写的,“解决办法不是加倍押注在代价高昂的核军备竞赛上,而是通过寻求对话和军控谈判来遏制这一威胁”。

我们的世界面临大量的挑战,而近年来我们很难见到能担当未来任务的有道德有胆魄的领导人。

不过,我亲爱的朋友、“元老会”首任主席、已故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的话启发了我,我拒绝做一个悲观主义者。和他一样,我也是“希望的囚徒”。我相信,我们可以集中集体的才能智慧,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分歧是存在的,将来依然会存在,但这是人类的典型特征,任何人都知道这一点。

世界需要中国与美国共同努力,将它们各自的优势整合、互补,为21世纪的治理、可持续和繁荣搭建起强有力的框架。

注1:元老会(The Elders)是一个多国前政要、和平活动家和人权倡导者等公众人物的政治组织,由纳尔逊·曼德拉在2007年召集建立,目标是为气候变化、艾滋病和贫困等全球性难题寻找解决方案,以及“利用他们的政治自主,帮助解决世界上一些最棘手的冲突”。

注2: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挪威政治家、外交家、内科医生,挪威前首相及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现为联合国基金会董事会副会长。她被视为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及公共卫生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