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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雅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美国与中国制度对抗不可取

202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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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拜登在欧洲展开任内首次海外之行。他努力把G7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等营造成“民主”的高光时刻,并把中国作为“民主”的对立面纳入峰会议题,试图制造“民主国家联盟”一致对华的声势。这与美国自特朗普时期以来给中美关系贴上“民主与专制”标签的做法一脉相承。它不同于中美自建交以来在特定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分歧,而是带有冷战式的制度、模式和道路之争色彩,并有扩展和升级之势。人们担心,这会把中美关系及世界推向危险的境地。

中美建交后,中国的现代性和民主化一直是美国的执着和焦虑。那时,美国在制度上针对中国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改造和“纠错”。现在,美国把中美关系各领域的问题都或多或少视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用“民主”来凝聚盟友,用制度对抗来充实在经济、科技、安全、全球治理等各个方向上的对华竞争,用“民主”与“专制”之争来定义21世纪的核心矛盾,足见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来的中国制度影响力已成为美国的担忧和恐惧,美国在制度上针对中国是为了在战略上打压和削弱中国。

同中国进行制度对抗不可取,它首先揭开的是美式民主的伤疤。白宫《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宣称“民主是我们最根本的优势”,“美国模式是实现美国未来的最佳途径”。这听起来像是自我疗伤。2020年大选争议和2021年初“国会山事件”对美国政治民主的冲击世所瞩目,这不是换一任总统就能烟消云散的记忆。它揭示出,美国面临的问题是不同阶级、族群和世代之间分配不公正的问题,美国民主制度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没有明显优势,反而暴露出效率低下和民粹盛行的缺陷。皮尤研究中心3月31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约65%的美国人认为本国的政治体系需要重大变革或彻底改革。美国运用霸权向其他国家移植民主而失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更别提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这本身就是对人权和民主原则的违反。

同中国进行制度对抗并不符合美国盟友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的诉求。美国试图重塑G7角色,使其不再是发达工业国家集团,而是“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集团”。然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G7不是敌对中国的俱乐部。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议题上,离不开与中国合作。韩国、南非等国来到G7峰会,看重的是它的宏观经济协调作用。可见,美国希望推动联盟体系转型,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导向集中对华,这与各国对华政策的定位和关切并不相同。美国之所以不明说与中国制度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盟友的对华立场妥协,显示“团结”。这也折射出,美国要改变现行国际规则,把G7转变为排他性的“民主十国”(D10)会是何其艰难。

“民主”甚至不是维系美国同盟体系的充分条件。美国结盟政策的最高原则从来都是美国战略与利益需要,意识形态或文化共性因素是次要的。例如,美国在中东、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伙伴多为不同政治制度,“价值观一致性”并不是维系同盟的充分条件。在美国为盟友及伙伴提供安全保护和经济利益的能力已经下降的情况下,盟友及伙伴或许会在政治表态上进行低成本的跟进,但很难为美国的制度对抗战略付出实质性的安全和经济投入。

中国需要看到,美国以制度对抗为驱动搞“民主联盟”,实际上是想用模块化联盟方式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在5G技术、网络安全、数字经济、数据隐私等领域制定针对中国的国际标准和规则。因此,中国需要避免陷入美国搞制度对抗的陷阱,认真研究产业对策,争取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切实摆脱被动,赢得主动。同时,也必须纠正美国及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度偏见。冷战已是过去,人为制造的东西方分野不复存在,当今国际关系因各类思想的融合共存而更趋平衡,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人们重新审视理想的治理之道和民主的核心概念。经济力量的上升也要求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表明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中国有充分理由打破美国话语霸权的枷锁,向世界贡献令人心悦诚服的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