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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裴敏欣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

中美两国必须保持民间联系

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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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人会质疑,即将上任的乔·拜登政府面临的最棘手外交政策决定就是如何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以便两国可以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又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与即将离任的认为同中国毫无合作空间的特朗普政府不同,当选总统拜登和他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们似乎打算制定一个更为均衡的路线,在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问题上寻求与北京进行合作,同时在贸易、人权和国家安全问题上保持实质强硬的立场。

一个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领域是文化与教育交流。当2018年双边关系开始恶化,中美民间关系就悲剧性地受到附带伤害。两国相互驱逐对方的记者,并限制留下来的记者的活动。出于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心,华盛顿还将中国资助的孔子学院列为“外国使团”,大大减少了文化上的交流。由于唯恐将先进知识泄露给中国的研究生,美国收紧了签证发放。共和党议员无视美国文化交流的价值,终止了“和平队”的中国项目(自1993年以来,该项目已向中国派出1300多名志愿者)。

这些措施不会让任何一方在旷日持久的地缘政治较量中更有竞争力,但它们几乎肯定会加剧大众层面的互不信任和敌意。

美苏冷战与当下中美大国竞争的一个最重要区别是,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几乎没有文化或教育上的联系,而美国和中国在过去40年里已经建立起广泛、深入和密切的民间关系网。

维护这些关系网对于缓和两国政府竞争政策所造成的不信任和敌意至关重要。如果华盛顿和北京希望双边关系中有内在稳定器,那么民间交流必居其一。

三个数据可以说明文化和教育纽带是如何将两个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99年至2019年,美国人收养了82456名中国儿童。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学生来到美国学习,其中许多人留了下来。2019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接收了369548名中国学生,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1/3。2018年,约有200万中国游客到访美国。

不过,由于中美之间的敌意和不信任加剧,两国政府必须在政治上采取勇敢的措施,弥补2020年中造成的损害。一旦新冠疫情被成功控制,文化和教育交流就应恢复到健康和互利的水平。

在修复两国文化和教育关系时,两国政府应优先选择能产生最多互利而政治代价又最小的措施,并推迟有可能引发过多争议的行动。

首先要做的应该是让美国记者回到中国,同时美国取消对在美中国记者的限制。两国都将从这一举措中受益。尽管在国家媒体驻美站点工作的中国记者无法在中国自由发表文章,但在美国更自由地工作会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美国,改进他们的报道,并向中国读者传达不那么扭曲的美国情况。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美国记者回到中国,以及解除对其他美国在华媒体的限制,还会让中美两国得到更多好处。美国有关中国的一些新闻报道确实经常批评甚至冒犯中国政府,但绝大部分报道是专业、客观和充满信息量的,可以帮助美国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如果没有这些知名媒体提供高质量的报道,大多数美国人也许就得从不那么可靠甚至是虚假的新闻来源获得有关中国的信息。

第二个迫切需要关注的领域是恢复“和平队”以及其他美国赞助的交流项目,如“富布赖特项目”。该项目作为美国制裁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一部分,于2020年7月被叫停了。预计拜登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仍将保持强硬立场,但它完全有能力解除这个象征性的制裁,因为它可以推进华盛顿通过教育交流传播美国价值观的计划。不用说,中国应张开双臂欢迎这些项目的回归。

议程的第三项应是共同推动中国游客赴美旅游。受疫情重创的美国商界获得的经济利益将是不言而喻的,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拜登政府需要重申给中国游客的10年期旅游签证保持不变,并根据可行性研究,决定是否推迟执行特朗普政府最近对中共党员的签证限制。这些旨在阻止中国游客的限制肯定会迫使北京采取某种程度的报复。如果能在这类签证限制问题上达成保全面子的妥协,北京方面就应该实施一项计划,引导更多游客前往美国(这也有助于中国履行“第一阶段”协议中购买更多美国服务的承诺)。

最后,两国政府必须合作,确保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校园里继续受到欢迎。北京应当减少把美国描绘成不安全和充满敌意国度的反美宣传。对于不希望中国学生在美就读的领域,美国应该多一些透明,少一些武断,取消不必要和繁琐的签证限制,这种限制不仅打击中国学生的积极性,也会给需要这些学生的美国STEM研究生项目带来损害。

就修复过去几年来中美民间交流所受到的破坏而言,这些都是温和而现实的步骤,也是对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试金石。如果他们真有意在未来几年内稳定双边关系的话,那么这些较易实现的目标就是他们为表达善意而必须首先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