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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制还是隐忍,这是一个问题

202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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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的新冠疫情让成百上千万人忐忑不安,时刻担心自身的健康与生计。疫情给人们身心带来的痛苦和对经济的破坏有据可寻,但它给外交政策带来的压力却还未被广泛探讨。街头频发的急脾气、小争吵和隐性偏见同时在政府中出现。事实上,一个自上而下的谩骂模式显然已经开启。

围绕疫情的全球性焦虑是充满扭曲的力场,与“战争迷雾”不无相似。畏惧、恐慌和急于自保正在削弱基本礼节与常识。

轻薄、报复性挖苦和小心眼的政策都可能成为开战原因。当中国和美国指责对方把新冠疫情当成武器时,世界正在被一种缓慢释放的新型有害政治病毒侵蚀。

白宫对中国人民极尽恶毒诽谤之能事,草草告知移民和外国学生限期离境。在太平洋,例行巡逻的次数增加了,“自由航行”以好战的方式被强化,监视也进一步加强。公司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制裁。记者被双方赶走,只留下歇斯底里的声音填补空白。

网络上充斥着快消新闻和尖刻的错误信息,整个世界正目睹无休无止的以怒制怒。你来我往的辱骂和观点一致者的部落化正在创造一个巴别塔时刻。每次封城和旅行、旅游业、贸易的急剧下滑,都让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拥趸们加大了力量。

受疫情打击、过度警戒的人们开始塑造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反动的民粹主义欲求导致了糟糕的外交,而外交也已被这个时代的有毒情绪所污染。

一种集体性创伤已经降临。即便疫情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之后,压力也将久久难散。易怒、困惑、焦虑和绝望成为全球性病症。抵赖、愤怒和自我毁灭的行为迹象在每日新闻中为大众所目睹。

每个人、每个地方都保持着警惕。中国和美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集体患上了创伤后压力综合症。

但一场探戈需要两人跳,这其中有策略——如果不是补救措施的话。

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日前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指出了关键的一点:中国无需对每次发难都作出回应。

他建议“中国可以选择不对这一具体案例进行反制”。他指的是美国近期针对部分中国官员实施的制裁措施。“我认为,这么做中国可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进一步损害。”

打破怨恨的闭环有助于赢得政治资本。他补充道:“一种不对称方式可以给中国更多空间,并给同下任总统进行商谈留一扇窗。”

以和平名义采取不对称做法是突破性的外交。不对称策略在战争中久已有之,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殖民地的乌合之众战胜了强大的英国,或是胡志明缺衣少食的军队挫败法美两国控制越南的企图。

但为了和平采取不对称外交政策的主张是一种新鲜的创造性思维,有助于避免恶性争夺和冲向谷底。这与一国国内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是一样的,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深谙权力微妙之处的人都成功做到了以退为进。

从心理学角度看,对故意挑衅的不对称回应,是蔑视挑衅和侮辱的一种方式。操作得体,它就是一种掌控技巧,而不是被掌控。

与之相反,以对等方式回应每一次挑衅,即便这种回应经过深思熟虑,也是一种失败的战略。

每次受到挑衅后都迅速激烈地回击,只不过是被玩弄。冲动回应无法围绕战略得失进行透彻思考。

对于明显的挑衅行为,不经过思考的反制措施会加剧冲突风险。热血上头后,很难主动采取克制,哪怕不这么做的后果很可能是恶性循环,最终导致爆发全面战争。

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说,特朗普总统都是一个举止无礼的政客,一个失败的生意人,一个记录在案的骗子和舞弊者,但他却是一个一流的挑衅者,他完美掌握了侮辱人、用出人意料的讥讽话转移批评以及让无论盟友还是对手都产生戒备的艺术。

与之相比,习近平更显神秘,他的言论都是精心编写的,本人也不怎么在公开场合表露情绪。但如果杨洁篪和王毅等资深外交官近期的报告和言论可以代表官方想法的话,他们都对美国提出了审慎的批评,并表达了从悬崖边后退、恢复合作礼貌的双边关系的意愿。

即使我们暂不争论究竟哪一方做了更多伤害对方的事情(但不要搞错,这里其实有很多严肃问题需要解决),面对小的挑衅,双方能够也应当选择克制。

愤怒一旦被激起,就会难以控制,完全不受逻辑左右。如果挑衅行为再经由媒体发酵,让这个社交媒体和即时信息时代的民意变成武器,那么最谨慎的政客也难阻止战争。

在回顾过往的屈辱方面,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无出其右。今天在中国依然鲜活的“百年屈辱”文化基因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铭记通常是件好事,那是历史学家的事,哪怕过去的经验教训为未来提供了并不完美的指导。但执着于每一次轻慢,总是对所有事情进行反击,只会荒唐地适得其反。

如果想当然的委屈和被媒体放大的抱怨导致一场新冷战的到来,那将给双方带来难以想象的危害。在这个极度脆弱、深度互联的世界,急速脱钩对各方来说都注定是双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