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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达巍 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

中美“脱钩”有合理性吗?

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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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脱钩”现在成为两国学术界的“热词”。说到脱钩,中国学术界多数人有两个判断:第一是脱钩不好;第二是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深,所以脱不了钩。确实,如果说脱钩就意味着中美贸易变成零,中美人文往来变成零,或者变成冷战期间美苏的那个交往水平,那么脱钩的确不可能。但是如果脱钩指的是一个战略取向,指的是中美交往的宽度和深度受到限制甚至逆转,那么脱钩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未来可能还会深化。所谓脱钩,是对挂钩的逆转。挂钩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结果。接触战略在美国受到批判,脱钩就是难免的。

过去几十年,中美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相互依存,而且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可是,两国又严重缺乏战略互信。两国政治经济体系差异很大,很难产生出高水平的互信。同时,两国实力差距日渐缩小,出于现实主义的原因,彼此防范心理越来越严重。总之,中美一方面相互依存,一方面互不信任,钩得越紧,双方越缺乏安全感。

在中美之间,中国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对挂钩的副作用担心比较多。中国担心在这种挂钩的过程中,美国会对中国的政治安全构成威胁,会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同时也担心钩得太紧之后让中国在技术上形成对美国的依赖症,并且给美国的监控、侦察留下大量的“后门”。美国长期居于强势地位,所以过去美国对挂钩的心态比较放松。但如今,美国感到中国似乎快赶上来了,所以也开始担心与中国挂钩对美国的副作用了。美国总体上担心中国利用挂钩占美国的便宜,贸易上赚取盈余,技术上通过不正当手段超越美国,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质对美国民众施加影响。

国际安全理论当中的“安全化”概念认为,安全问题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人们主观定义的结果。当我们的担忧增多时,我们会把更多问题定位成安全问题,列入安全议程。为了实现安全,我们会寻求降低相互依存,给交流设置限制条件,减少交流的数量,降低交流质量,以便降低自己在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另外,脱钩与科技发展也有一定关系。一般的思维是,技术的发展会便利人们的交流,让大家挂钩越来越紧密。然而很多迹象表明,一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沿着文化边界进行的。比如现在一个中国人更可能用微信,一个美国人则更多地使用脸谱、推特。美国人也许会说这与中国政府未开放这两个公司进入中国有关,但事实其实远比这个复杂。十来年前,微软的即时通讯软件MSN Messenger在中国被QQ打败已经说明问题。今天,中国人非常普遍地使用手机支付,而多数美国人仍在用信用卡。美国人用Uber叫车,而中国人习惯使用滴滴之类的应用。Uber曾经在中国运营,但在与滴滴合并后,这一品牌在中国已经消失。中国人喜欢使用共享单车,以连接全国主要城市高铁为骄傲。可是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口的分布以及生活方式让这些技术在他们那里没有用武之地。我的一些外国朋友现在经常抱怨说,现在在中国出差没有以前方便,连个出租车都叫不到。我劝说他们下载滴滴,可是他们又没有中国的银行卡。这类问题其实都是一种脱钩。

因此,虽然我个人认为脱钩很不好,但是中美两国在一定程度上脱钩似乎又是必然的。中国对美国的担心过去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技术两个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担心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要通过立法加强对外国NGO的管理。在技术领域,中国希望在核心技术领域有自己的发言权。最近华为、中兴等公司被美国政府制裁后,中国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能生产自己的芯片,美国政府可以随时扼杀一个关键的中国通讯企业。而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则主要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因此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中美的技术交流,剥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签证。

要解决脱钩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当然是避免过度的安全化,但这恐怕短期内很难实现。那么,问题恐怕在于如何减少脱钩,以及如果必须脱钩时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如果我们双方都以一种法制化的、符合市场规则的方式来局部脱钩,同时彼此理解对方为何要推动脱钩,那么事情就不会变得过于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