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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任

中日须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与安全危机管控

201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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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多年严重困难之后,以两国总理互访为标志,2018年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并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今年6 月底,习近平主席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与安倍晋三首相会面,双方达成十项共识,习主席原则接受安倍邀请,将于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次首脑会晤为中日关系迈向新阶段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相比,中日防务安全关系仍是明显的短板,亟待加强。

中日防务安全关系面临挑战

首先,双方的许多安全分歧、尤其是海上争端仍明显存在。

其次,钓鱼岛危机发生后,中日在东海形成的军事对峙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近年来,日本已明确把防御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和中国。

第三,双方的战略互疑主要存在于军事安全领域。日本存在“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则对日本修宪以寻求军事大国地位充满担心。

第四,双方在地区安全机制上分歧严重。日本一直将日美同盟视为地区安全基轴,中国则认为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应发挥更大作用,日美双边军事同盟须转型。

第五,防务对话交流恢复缓慢。到目前为止,2012 年停滞的副部级年度防务安全磋商对话机制尚未恢复。双方正式对话的层级仍然偏低。

第六,与两国海上争端风险的积累相比,中日安全危机管控机制建设的步伐明显落后。中日海空联络机制于去年 6 月启动,但内容十分单薄,相关热线也迟迟未能开通。与中美之间的安全危机管控机制相比,中日机制相差甚远。

第七,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三大摩擦点之一。台海形势重趋紧张,也可能给中日安全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对此,在两国关系总体回暖、持续改善的形势下,中日双方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与危机管控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两国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的重要保障,而且是逐步改善中日防务安全关系的必要条件,也是中日关系走上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道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加强中日防务安全对话交流和危机管理的措施

一,尽快重启中日副部级年度防务安全磋商,对恢复发展两国防务交流做出全面的规划与推动。对于不久前日方提出举行中日外交、安保“2+2”对话的建议,中方应予认真考虑(似可先从副部级做起)。此外,还应考虑适时、逐步开展两国陆海空部门的对话交流及海上搜救和反恐等联合军演。

二,防务安全对话应把恢复与推动两国防务安全合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双方应尽快开展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开展半岛无核化合作,共同维护海上通道安全。

三,防务部门高官互访及对话磋商应就两国防务安全政策进行深入交流,减少安全误解、误判,增加相互理解与信任。

四,通过高级政治对话、防务安全磋商(或 2+2 外交安保对话)、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安全对话等,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危机管控机制建设和危机管控。

五,加强热线建设,尽快落实海空联络机制在双方海空部队间建立热线的措施,并考虑建立两国外交与防务部门热线,重建两国首脑热线,明确热线的危机管理功能,确保其在危机中发挥紧急沟通作用。

六,既要重视危机控制,更要重视危机防范。针对双方安全关切,积极创建与加强建立信任的措施。可借鉴中美的做法,优先考虑建立两国海空行为准则及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

七,争取就共同维护台海、南海和平稳定达成共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恪守“一中政策”和不与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的承诺;在南海,中国坚持“把南海建成和平友谊合作之海”的努力方向,坚持通过双边对话和建立南海行为准则来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八,随着形势的发展,可以考虑开展中日美安全对话,改变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对立,促进中日安全合作。

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中日还应加强二轨和一点五轨安全对话,并逐步扩大对话的广度与深度。随着二轨对话取得进展,这些对话可逐渐向一轨对话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