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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的使用与滥用

2017-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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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勒德·泰尔博赫所绘《明斯特和约》签约仪式。《明斯特和约》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组成部分。

唐纳德·特朗普似乎特别中意“主权”这个单词,以至于在他最近于联合国发表的演讲中,“主权”这个词出现了21次。

主权概念,或者更明确地说,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是国际体系的基本准则。肆虐于欧洲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之间、令800万人丧生的“30年战争”结束后,交战各国于1648年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创立了国家主权概念。在这一概念下,所有国家平等,每个国家都对各自的国内事务享有唯一权威,通过这种方式避免因外国宗教势力干涉一国事务而导致爆发战争。这种制度安排总体上来说取得了成功,它结束了欧洲的宗教战争,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世界秩序,令不同国家可以更好地和平共处。

三个半世纪过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依然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其中的不干涉原则降低了国家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然而,它同时也成为了滥用权力的幌子和不负责任的借口。特朗普在维护其“美国优先”政策时就是拿不干涉原则作为说辞,哪怕这一政策是无视世界其他各国利益、赤裸裸的追求私欲行为。中国在为自身侵犯国民人权行为辩解时,也是拿不干涉原则作为说辞。沙特阿拉伯在回避针对其国内野蛮行径的批评时,也是拿不干涉原则作为说辞。弗拉基米尔·普京在维护其对异见分子的清算时,也是拿不干涉原则作为说辞。甚至朝鲜在为自身的极权统治辩护时,也是拿不干涉原则作为说辞。放眼全世界,每个露骨的民族主义者和平庸的独裁统治者都是以主权为借口来为自身不可原谅的行为进行辩护。

没有什么比以主权作为说辞是更让人厌烦、更懒惰的辩解了。这种说辞排斥论辩,无视事实、逻辑和道义。它甚至拒绝参与讨论。“别多管闲事”基本上就是它对任何质疑这一说辞、任何揭示愚蠢政策、任何提倡更多自由、或任何出示暴行证据的人的回答。

而对于第三方来说,主权概念会轻易沦为虚弱的道德相对论的借口。最尊重主权的国际机构是东盟,这就是为何当面对缅甸军政府窃取大选成果、强加数十年无能暴政时,没有一个东盟成员国站出来提出一句反对意见或作出一点努力。

显然,主权必须要有个限度。但这个界限究竟如何划分?

一个明显的界限是言辞。批评不会侵犯一国主权,正如批评不会剥夺个体的自主权一样。在民主国家,我们(通常)期待个人能够容忍批评,并不会因此要求对言论进行审查。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对国家提出同样要求呢?事实上,批评越具有合法性就越有益。当美国批评中国迫害异见分子时,正如中国批评美国惩罚告密者一样,我们都是在要求两国行为符合更高标准。

主权的另一个边界应当是一国的行为对他国造成了迫近的军事威胁。如果有人说要对你开枪,没人会期待这个人子弹上膛时,你还需要坐以待毙,你可以奋起反击,进行必要的自我防卫。在那些虽不常见但危险明显迫近的情况下,一定程度的先发制人行动必须被允许优先于维护主权。

或许主权最具争议的界限存在于主权与反人类罪行的关系中,如种族灭绝,或对平民进行大屠杀。国际法体系下军事干预行动的合法性比较模糊。2005年,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一致通过了保护人民免受这些暴行的“保护责任”以及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的原则,但使用武力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在“保护责任”原则下,美国及其盟友寻求并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阻止穆阿迈尔·卡扎菲屠杀利比亚人民。但美国及其盟友未能获得安理会批准阻止巴沙尔·阿萨德屠杀叙利亚人民,直到现在阿萨德依然挥舞着屠刀。1998年,北约在未能获得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科索沃实施干预,阻止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种族灭绝,因为任何安理会决议都会遭俄罗斯或中国一票否决。

但是,这种干预行动有时是必要的,主权无法成为国家肆意妄为的全权委托书。毕竟,主权这一概念曾包庇纳粹德国对600万犹太人实施大屠杀,也曾袒护红色高棉残害1/4柬埔寨人。就连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这样的和平爱好人士和多边主义者,都原则上支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他说:“没有任何法律原则,甚至包括主权原则,能包庇反人类罪行。”当有大量证据表明一场反人类罪行正在进行或迫近时,当和平手段都被证明无效时,主权应当退居其后。

主权的最后一个界限与国际法和国际协议相关。一些国家经常提出的、为自身反对批准某些决议辩护的愚昧论点就是,批准这些决议将“限制其行动自由,从而侵犯其主权”。

这是当然的。一条决议要想有效,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侵犯到主权。这是所有法律和协议的根本所在——我们设立行为准则以约束自身行为,这样我们才能约束他人行为。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共同约束自身行为有助于维护我们的长期利益,而不是陷入一场每个人都只顾追求各自短期私利的混战。

对于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朝鲜金氏政权来说,或者对于计划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特朗普政府来说,它们都认为这些协议侵犯了其国家主权,而对于这种说辞最恰当的回答就是:“是的,而这正是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