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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多 耶鲁大学福克斯研究员

当我们谈论民族主义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2017-06-13

在艰难时期,人们倾向于走向封闭。这或许正是为何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口号“美国第一”捕获了众多美国选民的心,他们已经对黯淡的经济前景、尖锐的种族冲突以及深化的阶级鸿沟失望透顶。特朗普在亚洲也不乏志同道合者。樱井诚,前“在特会”(“不允许在日外国人特权会”)会长,在竞选东京都知事失败后于2016年8月创建了“日本第一党”,其党纲包括驱逐外国人、修改宪法、重设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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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井诚赤裸裸的排外宣言引人侧目,很多人声称这是日本危险的民族主义复活的又一明证。看上去这的确令人生疑,尤其当我们将其置于近期的一系列事件背景之下,如2月份的日本阿帕酒店风波,以及安倍夫妇的森友学园事件。在前一起事件中,阿帕集团老板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而在后一起事件中首相夫妇涉嫌支持鼓吹神道教及战前爱国主义教育的幼稚园。

在这些事例中,民族主义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词汇,但当我们谈论民族主义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虽然被笼统地称为“民族主义”,但日本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大相径庭。在我们批判邻国日本“民族主义死灰复燃”之前,不妨先厘清其源头及特性。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伟大的革命性力量,战争、和平、国家存亡是其核心关注点。日本的民族主义发轫于19世纪后半期,最开始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拥有类似诉求。当时的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满清政府和德川幕府都急于摆脱外国控制,因此“攘夷”成为了两国共同的战斗号角。然而,两国统治阶级不同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民族主义的不同发展走向。在中国,由改良派学者官员发起的自强运动以失败告终,满清王朝最终被革命势力推翻,中国自此进入民国时代。在日本,德川幕府与支持天皇的大名争斗数年,最终不得不“大政奉还”,将政权和平交还明治天皇,日本自此重启皇权统治,并步上了维新之路。

明治领袖们虽然带领日本走上了野心勃勃的现代化道路,并成功引领该国在短短50年内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但他们同德川幕府一样急于维护自身的统治特权,因而疏远了日本最广大的民众阶层。换句话说,如果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自下而上”的革命相结合,因而拥有改变现状的天然使命,日本的民族主义则与“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及后来的帝国主义结合,成为了维护现状的反革命压迫势力。以日本战后著名政治学者丸山真男的话来说,“日本的民族主义过早地抛弃了任何关于大众解放的思想”,并催生出“令统治阶级和反动势力垄断民族主义符号的恶性循环”。

后来,日本的民族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超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一道于1945年8月15日迎来了它们灾难性的终结。半个多世纪后,当中国的民族主义通常与青春躁动相联系时,日本的民族主义更多让人联想到银发政客。我们只需看看2012年钓鱼岛事件爆发后席卷中国各大城市的反日游行,就能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的年轻气质。进一步来讲,中国的民族主义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及执政正当性,而日本的民族主义代表着日本人想要忘却的痛苦过往。中国的民族主义唤起的是对胜利的回味,而日本的民族主义唤起的则是不受欢迎的战败苦涩。

日本的民族主义缺乏民众自发性和大众支持,因此对于“日本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的担忧虽然可以理解,但很可能是一种张冠李戴的错配。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来说,民族主义更多是那些在周日街头播放战时歌曲、挥舞日本国旗的右翼分子。即便像樱井诚这样相对高调的公众人物,无非也只代表了日本政治光谱中最边缘的一极。在他参加2016年东京都知事选举投票前,几乎没有主流媒体关注他的选战进展,即便偶尔出现在新闻中,也几乎都是负面报道。偏右翼的《产经新闻》是唯一一家以中性或积极口吻报道樱井诚的全国性报纸。但鉴于《产经新闻》在日本的发行量不高,樱井诚的排外理念无法传播给更广泛受众。选举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樱井诚仅获得了11万4千张选票,得票比例仅为1.74%。

另一方面是像村上春树这样的知名人士,他对日本大众或许更具影响力。在其2月发表的新书中,村上对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提出了质疑,这引发右翼学者和作家的猛烈抨击。但村上新书发布三天就狂卖50万册,不到一周就登顶最畅销书榜单榜首。

更重要的是,日本年轻一代中蔓延的政治厌恶感或许是防止日本再次滑向危险民族主义的最坚固防波堤。日本年轻人讨厌政治早已不是新闻。2014年日本参议院选举中,20-30岁选民的投票率仅为32%,是所有年龄层中最低的,连60-70岁68%的一半都不到。《朝日新闻》2016年4月的调查显示,62%的18-19岁日本年轻人几乎或从来不谈论政治。另据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2015年7月的调查,在15-23岁日本人关心的20个话题中,政治排名倒数第二。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年轻人对政治的冷漠也相当突出。日本内阁府2013年年轻人意识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年轻人对本国政治的兴趣在受调查的7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位于德国、韩国、美国、英国和法国之后,仅比倒数第一的瑞典好一点。

如果以上这些数字看起来干瘪抽象,那么笔者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或许更能鲜活地说明问题。2014年7月,安倍政府通过释宪解禁集体自卫权,我特地前往议会大厦和首相官邸所在地的永田町,想知道会不会有学生进行抗议。但映入眼帘的仅有稀稀拉拉几十名学生,其规模与1960年反对通过修订版《日美安保条约》的安保运动不可同日而语。当年的运动据说动员了30万到50万学生、工人和市民。

两年后,我又在池袋一家电影院观看了《这个世界的角落》。这部电影在互联网电影数据库(IMDb)评分高达8.6,并斩获了2016年第40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优秀动画作品奖。电影讲述的是一位广岛少女在原爆前后的人生经历。当我走出电影院时,碰巧听到了身边几个日本女生聊着观后感。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用“好沉重啊”来形容她们的感受,意思是这个主题实在太过严肃沉重,令她们无法喜欢,更不用说用心体会其想表达的主旨了。

民族主义不会对现今的日本民众思想造成直接影响,起码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但安倍政府一系列试图将战时意识形态灌输给年轻人的做法会。或许正是意识到了日本年轻一代与政治的脱钩,日本政府开始推行爱国主义教育,降低投票年龄,并在公立学校系统中重新引入明治天皇的《教育勅语》。

时间会证明这些手段是否会帮助安倍首相取得他想要的结果,但他设想的民族主义很可能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即我们在中国、韩国和欧洲目睹的充满年轻激情的民族主义,而非日本死气沉沉的民族主义。但安倍首相需要铭记在心的是,民族主义很难灌输,一旦爆发更难控制。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对此相当有发言权,岸信介政府于1960年安保运动后被迫总辞职。虽然现今的日本年轻人不复拥有当初的共产主义热忱,但一旦以错误地方式被唤醒,他们很可能依然拥有推翻一任政府的能力,而这或许是安倍首相最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