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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凡尔赛宫了解中国

2017-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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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8日,在凡尔赛宫镜厅的签约仪式。图片摘自维基图片共享资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

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持续增长引起很多人的警觉,尤其是国会,因为中国的行为相应地变得更为自信。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实行乒乓外交和邓小平1979年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农业社会升上世界舞台,这短短35年时间里充满了历史与发展巨变。

西方把中国当成暴发户并不奇怪,它们欢迎中国走上前台,它们目光敬畏,同时始终带着适度的怀疑。从东海和南海,到人民币和习近平主席的“一带一路”倡议,北京对所有问题的处理都表明其行事不仅更独立,而且愈加强硬(即使不是直接对抗)。中国对西方屈尊俯就的太平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现实的作用一目了然。财富产生权力,权力产生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不过影响中国行为的要因不是那么容易理解,因为财富和权力的增长只能说明一个国家能做什么,而不能解释它为什么这么做。要作出客观分析,看清北京对外交世界领导地位的愿景,中国孔圣人“温故而知新”这句名言值得深思。

温故:中国符合美国的构想吗?

治国理政需要决策者至少了解一点中国历史,以便掌握谈判外交所必需的背景。而一个可以解释中国行为之处是它的节日,具体说就是“五四”。

中国对西方盟友的支持通常不为人称道,也没多少人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万中国人在佛兰德斯战场代表同盟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数千人被葬在了利物浦和英格兰的英联邦战争墓地。当时总共有14万劳工在西线挖掘战壕,在兵工厂、码头、铁路做工或当翻译。然而“中国劳工团”在一战史中讳莫如深,以至他们被称为“被遗忘的遗忘者”。

据埃雷兹·马内拉和蒋潘文(John Pomfret)在他们广受好评著作中的各自记载,战争结束时,数千人在停战日走上北京街头,举着“为民主让世界安全”的标语,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美国的声望如日中天,这其实是美国按照自己的构想塑造中国的机会。

就在中国人停战日大游行时,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中国特使保罗·芮恩施大使给总统写了一封非常有预见性的信。信中这位外交官观察到,威尔逊主义引起中国人民深深的共鸣,而且,像哈佛大学埃雷兹·马内拉教授写的,他们希望“追随美国的行动和志向”。为此中国人把洗涮过去的耻辱和在世界上获得主权平等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但这位大使警告总统,如果他们的愿望没能实现,后果将代价不菲。同时:

如果中国对目前的信任感到失望,这种对道德和政治进步的幻灭,后果会是灾难性的,我们在太平洋对岸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同情我国理想的中华民族,而是一个无情无义唯利是图的庞大军事组织。

中国人满怀期望前往法国凡尔赛宫,他们的一个希望就是推翻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以来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收回1897年割让给德国、后在战争中被日本占领的山东省。但事与愿违,山东最后被美、英、法三巨头又割让给了日本。

美国的决定丑恶不堪,令人震惊。时任战时驻同盟国首席军事联络员的塔斯克·布利斯将军给威尔逊总统写信说,“即使为了和平而做错事,也是不对的”。国务院东亚事务专家爱德华·威廉姆斯痛苦地叹道:“我羞于面对中国人,”“我唯一愿望就是不顾一切尽快、尽早、尽量远地离开这里。”据蒋潘文记载,这位外交官两周后离开了国务院。

1919年5月4日,大约300名学生聚集到了北京天安门。与停战日那天截然不同,他们向使馆区进发时打出的横幅是“还我青岛”(当时被日本帝国占据的山东沿海城市)、“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和“打倒卖国贼”。对中国来说,引起“五四运动”的凡尔赛是一次历史性背叛,这一苦涩暗涌作为中美关系的历史文脉延续至今。

知新:中国的乔治·华盛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又一次支持西方,与美英军队在缅甸并肩作战保卫通往云南昆明的重要运输线“史迪威公路”。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牵制了大约60万日军,使其无法被派往亚洲其他战区。这场战争打赢了,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却两败俱伤地发生着冲突。

有一个人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他的政治思想亦深受影响,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毛年轻时被乔治·华盛顿和他的革命热情吸引。何迪在他的《中国季刊》文章《最受尊敬的敌人:毛泽东的美国观》中解释说,毛认为,如果华盛顿能打败英国并建立美国,那么中国也可以摆脱殖民枷锁,发展成为一个强国。

与其他中国人一样,蒋潘文写道,毛深受威尔逊鼓舞,对美国寄予厚望。但这些希望从未实现过。不仅凡尔赛之后中国希望破灭,美国在二战之后还支持蒋介石将军和他的国民党。据何迪记载,毛泽东后来表示:“我们前一时期犯了错误……这是我们第一次与美帝国主义打交道,我们经验不多,因此我们受骗了。有了这次经验我们就不会再上当。”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美关系的缓和历经波折,其中至少包括朝鲜战争(1950-53年)、金门/马祖危机(1954-55年、1958年)和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三原则的重申: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不解除贸易制裁。

商业往来:另一种“知新”

自从1971年得到联合国承认、1979年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美中双边关系特别是贸易投资关系使成百上千万人摆脱了赤贫。但是,由于目前信任严重缺失,这一关系不仅依然紧张,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当然有紧张的时候,但多数情况下这一复杂关系没有出格,或许称之为可控的、具有可预测性的紧张关系。

但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政府里,目前不清楚国务院是否能有一个身居要职的中国通从事美国外交工作,并以鉴古知今的高超技巧平衡“美国优先”政策和对华交往的必要谈判。事实上,人们甚至怀疑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领导的国务院如今百无一用。

记住命运:用实力说话

如果有人怀疑“五四运动”的影响及其对“百年屈辱”的作用,那么2014年的“五四运动”95周年纪念活动足以打消这种怀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习近平表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儒家)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习近平把“五四运动”与中国当前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直接联系,他说:“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1939年毛泽东宣布,“五四运动”标志“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明白,今天决不能再像历史上那样,以家长式、掠夺式方法对待中国。他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安全决策中的隐性机会成本。特朗普总统的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对此作了最好表述,他表示:“如果不为国务院提供充足的资金,那么到头来我就得购买更多军火。”俗话说,“能算清的事情并非都重要,重要的事情并非都能算清”(通常认为此话来自爱因斯坦)。增加军费开支也许具有短期、可见、可量化的吸引力,但仅靠威胁或使用武力就能解决所有中国和亚洲问题,这一点值得怀疑。

虽然如此,政策制定者在打算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也应该记住,毛泽东的经验在中国历史上投下过长长的影子。他青年时代对美国的仰慕,以及后来对美中和解的期待,都被他对外国列强羞辱、入侵、瓜分中国的印象否定了,这导致他对美国极不信任。不管承不承认,这个始于法国凡尔赛宫的历史文脉是中国与西方交往时的微妙参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