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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

201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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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荣幸也很高兴再次来到香港,谈一谈全球化新时代下的中国外交政策。

首先我会分析一下全球化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会给各位一个全景视角,看看在全球事务方面中国日益增长的作用,尤其是它与G20的关系。最后我想谈谈中国应该如何看待和回应这个正在到来的全球化新时代,它的政策应该是什么,特别是三天后将上台的特朗普政权当政后,应该如何处理中美关系。

一、今天,我们目睹全球化出现令人心痛的动荡,首先达到高潮的是英国公投退出欧盟,然后特朗普先生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的失败又极大鼓舞了“五星运动党”。从今往后,这类事件还会有,它说明世界各地民粹主义迅速崛起,这给未来的全球化和国际关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要回答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头脑冷静,从现实和历史角度来看眼前的问题。

谈到美国大选结果的时候,福山教授说,问题不在于为什么会发生,而在于为什么现在发生,而不是更早。这一恰如其分的评论也与我们提出的问题有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为世界带来巨大的经济进步和财富,让全球许多国家受益。与此同时,全球化也有“赢家和输家”,表现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提供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很久以前,卡尔·马克思在重点谈及欧洲资本主义的时候,就率先揭露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这种内在冲突。

2015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了一本厚厚的《21世纪资本论》,内容是关于在新一轮全球化当中资本与劳工之间的收入鸿沟。他警告说,如果无法弥合这一鸿沟,精英与大街上普通人之间的社会分化就会越来越深。他甚至提出应该对全球的资本所得征税。

今天,从美国到欧洲,政治都在朝极右转向,这说明上面提到的社会分化,为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沃土,开始改变政治生态和政治版图。

最近几十年,不管贴着什么标签的西方政党,都沦为了资本势力的牺牲品,成为有投资利益的“资本党”。他们只专注于在自己的圈子里分配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完全忽视了处在社会阶梯最底层的人民,包括制造业、“生锈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劳动者。甚至媒体和知识分子也为资本精英站队,正如最近美国大选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正是把特朗普先生送进白宫的社会基础,也是意大利、匈牙利、英国、法国、丹麦、奥地利甚至德国等许多欧洲国家所发生事件的背后推动力。

二、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在全球事务方面中国日益增长的作用,尤其是与G20的关系。

我要先提醒各位注意近期的一些历史转折点,以此说明中国何时以及如何被卷入然后积极地参与了G20和全球治理。之后我还会简要提及新自由主义的衰落与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取得成功之间的鲜明对比。

回顾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我会想到这四年:2003、2008、 2009和2016。

2003年,法国任G7/8轮值主席,五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和墨西哥)第一次被邀请与代表发达国家的G7/8一起,共商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这次会议在美丽的湖畔小镇依云(Evian)举行。这一安排,标志着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迈出了小而意义非凡的一步。后来它演变成半永久性的“8+5”机制,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协商提供了一个平台。

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2007年。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平衡与全球影响力发生改变,而且这种改变有利于后者,这一模式的不平等性质变得日益突出和难以令人接受。当时,G7国家的GDP下降到仅占全球GDP的30%多一点,相比之下,上世纪70年代是超过了60%。

2008年,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它发生在发达国家的中心,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当时主要经济体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就是立即协同行动,抵御并击退这场危机。其中关键的结构性治理问题就是,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要通过什么样的平台或机制来实施?

一些发达国家仍属意类似“8+5”的安排,或“8+6/7”,而主要发展中国家反对,并对之前“8+5”机制的不平等表示不满。不过,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终还是达成一致,同意将G20升级为首脑会议,以应对金融危机,关注全球经济治理。原因很简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在G20不相上下,因此它的结构相当均衡。而且G20是1997/8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于1999年创立的,其成员包括了所有具有良好代表性的主要经济体。

2008年11月,华盛顿举行G20首次峰会。在会上,中国为动员G20成员国出台阻止经济放缓的刺激计划,并列出抵御危机的可行性清单发挥了关键作用。

2009年G20在伦敦和匹兹堡举行了两次峰会,这两次会议就全球治理问题作出了重要决议。伦敦峰会的重要决议是,在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就要破产之际,扩充IMF救助工具,目标是进行5000亿美元额外融资。经过审慎考虑,同时也鉴于全球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中国作出重要决定,承诺以购买IMF债券形式为这一目标贡献至多10%。中国对IMF呼吁的快速响应为G20其他成员树立了榜样,伦敦会议不仅现实了目标,而且大大超出预期,融资承诺总金额最终达到1.1万亿美元。

匹兹堡会议的最重要决定是,与会领导人决定放弃“8+5”,“让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高级论坛”。中国是这一历史性决定的发起国之一。

2016年,习近平主席成功做东G20杭州峰会,会议达成29项重要成果,其中一些是G20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例如,在中国艰苦的协商协调努力下,发展问题被成功写入峰会首要议程。

中国还带领G20成员承诺采取集体和国家行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他重要承诺还包括创新、贸易与投资、反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G20成员国之间的宏观政策协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加积极重要的领导作用,杭州峰会就是一个范例。

习近平主席是这样描述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的:中国正在走向全球事务舞台的中央;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从未如此接近中国复兴之梦。

三、在全球化进入新时代和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管理范式之际,中国的外交政策选择与策略充满了挑战。

(1)和平发展与中国梦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和平发展对中国的复兴都是必不可少的。

和平发展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必然选择,是在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中国根本利益的必然选择。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把我们的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彼此相依。

从这一观点出发,中华文化一向推崇和平与和谐,将其奉为治理家、国、天下的最重要因素。

儒家主张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人人平等,亲若一家。因此它反对“武力征服”。

道家主张对世俗和物质的东西“不争”。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中华文化指导中国遵循着“国家之间和睦相处”的原则,无论富国或穷国、大国或小国均在平等基础上予以对待,拒绝把战争作为将一国意志强加给他国的手段。古代丝绸之路和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都证明中国为世界历史和全球治理留下了和平与和谐的印记。

其实很容易明白,为什么选择和平发展符合中国与世界最大、最根本的利益。

过去30多年,中国的高速增长与迅速崛起不只催生出一个现代化的新中国,而且它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全球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

而且,全球化为中国提供了和平发展、实现现代化、让中华民族复兴(让中国再次伟大)的历史机遇。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再次证明,它的选择是正确的。

和平发展是也基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信仰和政治经济理论而作出的选择。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中国特色,这始终是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理论大厦的基石。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参与全球化自由贸易与投资这一战略抉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宣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中国永远不会侵略别国。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发展揭开新的一页。邓小平的著名说法是,中国要建设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和平的”。中国提出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外交所呈现的是对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念。

(2)全球主义与建立全球合作伙伴关系VS基于联盟的世界秩序

全球合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创新,其基础是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全球化的现实。

合作伙伴关系和不结盟共同为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铺路。

中国将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同时广交朋友,编织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网。

到2016年底,中国已经同97个国家和部分地区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覆盖到了世界所有主要地区。

平等、和平、包容与宽容,是合作伙伴关系的三个显著特征。

什么是平等?从中国角度看,合作伙伴关系是不分贫富和大小的。它不是“主人与仆从”的关系。平等对于任何合作伙伴关系都至关重要,参与国必须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模式。

什么是和平?那就是合作伙伴关系当中不应该存在敌意或对抗,它的基础是互利,而不是“零和”竞争。

什么是包容与宽容?它的含义是,合作伙伴关系应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

国家无论是否具有相同的意识形态,都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它们可以求同存异。

全球性合作伙伴关系是对简单机械理解不结盟概念的改进与调整。

不结盟是中国的长期政策,它确立于上世纪80年代,内容是中国“不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结盟”。

冷战时期,中国通过采取不结盟政策,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狭窄国际空间里保持了独立自主。

1992年,中国共产党在它的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

联盟被视为“冷战思维”或“过时安全观”的遗骸,它会增加军事对抗风险,而不是带来和平。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加,人们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期望也在上升。

中国在坚持不结盟政策的同时,寻求编织一个全球性的合作伙伴网络。以中俄关系为例,中俄两国不会结盟的原因如下:

两国都无意建立针对第三国的联盟。

传统上,联盟是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形成的,比如北约。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不存在意识形态纽带。

(3)通过提供中国的思想、理念与方案,中国开始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

考虑到这一点,中国作为二战后建立的现有体制的守护者、贡献者和建设者,以极大的决心投身到了全球治理当中。

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当中谈到中国在G20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历史。十分清楚的是,中国已经开始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方面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去年9月的杭州G20峰会,它以诸多新的理念为全球化发展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并克服全球化在社会公平公正方面的“负面影响”。

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利马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广受欢迎的演讲,概述了中国为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与投资所作的不懈努力,尤其是推动加快亚太自由贸易区协议进程。

无疑,美国仍然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美国人常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如今看来,有两件事影响着美国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美国人显然深深地觉得,全球化已经脱离了“美国化”轨道。这促使美国拿TPP、TTIP开刀,以改变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新当选的特朗普总统肯定会继续通过抛弃部分规则、改变另一些规则和制定新的规则,让全球化朝另一个方向转变。

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进入白宫开始,美国就不断实施整体战略收缩,更多关注本国政治经济议程,以越来越强硬的内向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特朗普政权领导下的美国会如何行事,将为全球化的未来提供一个新的范式。

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会使全球治理的一些关键领域退步,如现有的自由贸易安排和美国对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承诺。这已经在全球化的未来和全球治理方面给世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积极的一面是,我们大可放心全球化并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或全面倒退,因为它已经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将各国纳入一个环环相扣、互联互通,同时日益相互依存、利益同一的大网。应该回答的问题,不是全球化是否已死,而是“再全球化”或“全球化的再生”。换句话说,国际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将继续通过全球自由贸易、投资与合作,来应对全球性挑战,同时花更多力气纠正“全球治理的不足”,如国内与国家间贫富差距的扩大,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但相似事件还是层出不穷。世界正在目睹美国极可能出现新一轮战略收缩,同时退出部分全球性合作。如果特朗普总统像他一再声称的,着手沿着“去全球化”路线“让美国再次伟大”,那这将给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带来的新范式。

当然这是未知的,美国未来的全球化政策仍需要密切观察。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和具有决定意义。中国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来“使全球化得以持续并再度伟大”,对此人们的期望在上升。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也将对全球化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

为了让全球化沿着正确轨道和方向发展,中国必须做几件事情。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巩固联合国的核心地位。之后重要的是继续贯彻落实G20杭州峰会的决定。中国还应该利用世界经济论坛、G20、APEC和上合组织这类平台,使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势头得以保持。

(4)如何处理全球化新时代和特朗普当政时期的中美关系

对中国来说,一是美国新政府上台后要继续与美方接触,同时开始真诚地检讨政策,通过加强双边合作,最大程度减少分歧,不仅扩大传统领域合作,也要扩大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新领域的合作。事后诸葛于事无补,所以保持头脑冷静,仔细观察特朗普政府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对华政策,是中国现在应该做的事。

对美国新政府来说,它必须继续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的“一个中国”政策,充分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重要性。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最根本性的政治基础,尼克松总统以来八届美国政府都秉持了这一原则,对此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尽快抓住与美国讨论贸易、南海等棘手问题的“机遇窗口”,以便两国更好地相互了解对方。如果可能的话,双方应努力达成一个广泛的“协议框架”,就像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时两国做的那样,从而为减少猜忌与揣测、增加互信与信心铺路。我们应该像习近平主席在首次与当选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时提出的,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基础上,更好地处理中美关系这一当属21世纪最重要之列的双边关系。

我们相信,健全而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和全世界的根本利益。最起码,可以通过及时密切的磋商,比如已成为中美关系常例的战略经济对话,让可能出现的更多贸易摩擦和其他分歧尽量降到最低。

对中国来说,二是要让美国在贸易、投资、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反恐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保持多边合作。

我们都明白,作为重要的经济体和全球化的关键参与者,美中两国的共识与合作是影响全球化进程与方向的根本。

不必说,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将继续通过联合国、G20、金砖五国、APEC及其他国际与区域平台,引领各国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推动自由贸易与投资,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

在这方面,领导力体现为更积极地探讨协商如何维护全球治理体系,倡导必要的变革,让这一体系更好地适应正在到来的全球化新时代。譬如,倘若美国新政府背弃承诺,那么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得到的支持就会被削弱。

对中国来说,三是要不断为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提供新思想、新方案,包括新的国际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就完全适合这一框架,它的关键词是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中国在现代化建设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方面的经验与成功是新思想的源泉,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有用的参考。

总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G20及其他组织的关键成员,中国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一个共同的未来作出贡献。中国外交会继续体现当前中国的新定位。

全球化永远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必然会有起伏,而不会是线性发展。我们今天遇到的并不是“抛弃全球化”或“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化的一个新时代或新阶段,或者叫“再全球化”。这其中,更大更复杂的挑战进入议事日程,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共同努力,认清大趋势与个别困难,为集体行动制定共识和解决方案,“让全球化再次伟大”。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站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最前列。

(此文为何亚非1月17日应团结香港基金邀请发表的专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