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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裕舜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中国“反内卷”运动的外交政策意义

2025-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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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XJTLU)

学者黄宗智和杜赞奇首次将“内卷”概念引入中国研究领域时,他们分别用它来解释家庭农业的主导地位,并描述乡村政府的税收实践——这些实践反过来刺激了部分地区的过度、极端和低效竞争。

2010年代后期,“内卷”一词迅速流行于网络讨论,成为就业市场恶性竞争的代名词。作为一名与众多优秀中国青年共事的教育工作者,我听到过不少关于“内卷”是否“有用”的故事。正如著名学者项飚所言,那些对就业前景感到焦虑的大学毕业生,只能从“不断自我加压的死循环”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就业机会。

四年过去了,“内卷”问题已成为官方讨论的焦点。去年12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厅常务副主任韩文秀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问题加剧,产品价格下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行业陷入困境。

今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罗文誓言将严厉打击外卖企业之间的内卷式竞争。最近几个月,外卖企业的利润率大幅下降。事实上,部分科技巨头8月份公布的业绩令人失望,表明采取补救措施刻不容缓。

7月1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直言不讳地批评“低价无序竞争”。企业之间无休止地竞相提高产品质量,同时降低利润率,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最终导致了两个极其有害的后果。首先,压力导致价格上涨被严重拖延,从而抑制了国内消费,以至于领导层将通货紧缩视为明显的风险。其次,资源过度集中在收益递减日益明显的行业。

许多观察中国人士认为,通货紧缩、收益递减以及(或许最令人担忧的)这种完全不可持续的运作方式可能影响私营部门和企业家的信心,是当前围绕修改《价格法》的各类讨论的背后原因。修改后的《价格法》可能对免费赠送之类的烧钱行为做出更严格规定,并对违法行为施以更严厉的处罚。

如果一家公司选择降价,同时提供同等(甚至更优质)的产品,所有其他公司都不得不效仿,以免市场份额被竞争对手抢走。只有政府这个声音响亮、引人注目的执法者才能终结这种低效的恶性循环。

“反内卷”与外交政策有何关系?

纯粹从国内经济和产业角度来看待“反内卷”很容易,但那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希望全面解读近期的一系列政策,就必须考虑影响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外交因素。

中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和明显优势,尤其是在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锂电池这“新三板”领域,但在某些外国市场引发强烈担忧。中国制造业巨头提供的平价耐用产品让欧盟消费者和家庭获益匪浅。但是,优质廉价的可再生能源产品大量涌入,激怒了市场上许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本国龙头企业和竞争对手。

鉴于目前中欧关系紧张的现状(其根源并非所谓中国制造“产能过剩”,最重要的因素是持续不断的俄乌战争),中国将工业和贸易政策视为少数能寻求双方妥协的领域之一。事实上,中国在控制生产方面的示好并没有被忽视。今年7月,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一次讲话中,用非常含蓄的措辞勉强伸出橄榄枝。她承认“中国国内正就过度生产和无序压价进行严肃辩论”,并且中国“(知道)国内挑战不能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来解决”。

避免激怒欧盟和其他贸易伙伴可能不是中国领导层推行“反内卷”治理的首要考虑,但它无疑为推动外交部和国家发改委释放更多支持监管的言论和信号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言论表明,中国要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宏观经济治理进程中的负责任国家。事实上,新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表明,中国希望将自己定位为“主权平等”的捍卫者。尽管全球治理倡议仍是一个内容模糊且尚不成熟的概念,但其意图显而易见。中国渴望纠正外界对中国的印象,即中国仅是一个强大、令人赞叹且快速发展的国家。它希望树立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印象,尽管采取的方式可能与美国前副国务卿鲍勃·佐利克设想的不同。

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国低价出口品激增且可能取代本国产品越来越警惕的东盟各国政府,也对这种远离“内卷”的重新定位表示欢迎。东南亚经济体与中国供应链的联系日益紧密,但当地制造商仍对自身中长期竞争力感到担忧,政府也担心当地人的就业前景,因为中国同行表现卓越,面且它们有大量员工是中国人。

毫无疑问,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也抱有同样的担忧,尽管程度较轻,其中包括中国渴望看到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多边组织(如“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因此,要获得这些国家的更多支持,就需要证明推动对华贸易不一定意味着加大战略进口依赖,尤其是在这个充斥着工具主义和不信任的地缘政治时代。中国企业,乃至中国政府,必须更加积极地为外国企业留出发展空间,使其在国内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建立合资企业和合作伙伴关系,更加平等地共享技术和人员培训,或许是这方面最理想的运作方式。

这对于海外批评言论有何启示?

中国政府并非一直反对使用“产能过剩”一词。事实上,该词在国务院2013年10月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占据了显著位置。该文件承诺在“产业升级运动”中大力推行供给侧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日报》称赞这一运动是政府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强硬举措”。

十年之后,中国媒体称,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完全站不住脚。考虑到中国政府为遏制2010年代中后期激增的过剩产能——包括化工、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如钢铁)的中端制造——而采取的重大举措,这种愤怒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自从“产能过剩”进入中欧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少数领域)的词典以来,在中国看来,它已成为“抹黑”中国的代名词,旨在抹黑中国在未来关键产业取得的显著进步。该问题提出的频率越高,就越不可能就此取得突破和合理的妥协,因为中国官员会将任何让步视为投降。

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为理解中国政策制定的本质提供了两个深刻教训。首先,对于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政策依据,人们有着明确的认可和认知。

其次,那些主张中国应该反思本国产业政策(如果中国确实这么做)的人,与其在道德层面用尖锐且不合时宜的言辞阐述“经济再平衡”的理由,不如呼吁并承认(或许私下)中国政府的利益。事实上,他们应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打击“内卷”也符合政府的利益。毕竟,说服的目的是启发而非否认对方的利益。

中国对外国企业家的响应和开放程度,显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但一定程度上,它会受向相关言辞的影响。

总而言之,如果中国政府解决“内卷”的决定能够长期坚持下去,那么无论对中国私营企业家还是全世界企业家来说,它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