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简体繁體
【热点话题】:贸易战 朝鲜问题 特金会
中文英文中英对照
  •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中美贸易战本质是两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滞怠

2019-05-16

2008年9月,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同年8月,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这是标志着中国崛起的重要事件。十年后的今天,“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话题之一。有关中美贸易战的分析评论可以说汗牛充栋,由此衍生的关于美国是否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争论则酣战不已。当读者们被各种观点论据所困扰时,冷静地做一些历史性的比较回顾有助于拨开云雾看到本质。

全球金融危机前的中国与美国

十年前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是制造业出口产业、房地产等,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尽管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然而环境、社会等都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在经济上当时明确提出要转变发展模式,从重视量向质、量并重的方向发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据世界银行统计,1960年有100个左右国家被认定为中等收入国家,而之后50年仅有13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十年前的美国同样处于高速发展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不仅让美国自我确认了帝国认同,还让世界各国坚信自己生活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里。由于对美国力量的深信不疑,各国大量购买被认为是安全资产的美国国债和金融机构的产品,一时间美国政府和金融机构钱满为患。这进一步刺激了以“次贷”为代表的金融产品的泛滥。融资成本低则带来了消费的扩大,美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前出现了经济很景气的情况,这将美国冷战后日益依靠金融产业,以及超前消费、低储蓄的发展模式推向了顶峰。

金融危机干扰了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日程

2008年秋,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很快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这给已经决心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中国带来了巨大压力。为缓解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巨大冲击,中国在当年的11月初开始了的以大规模公共设施投资建设为支柱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政策。其中,铁路、公路、机场建设达1.5万亿人民币,这客观上刺激了钢材、建材以及铁、煤等产能的急速扩张。现在美国批评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产能过剩、贸易赤字,并上升到政治和战略层面,批评中国开始放弃韬光养晦,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开始与美国争夺国际主导权的象征。但是从中国来看,2008年以来的十年时间里,中国不仅为自身经济,也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某种程度上是牺牲了结构性改革来拯救全球经济。现在的很多结果,是当时不得已的紧急措施在客观上造成的,贸易顺差、产能过剩等都不是中国主动追求的结果,把追求霸权的帽子戴到中国头上,中国自然感到很不平。

再看美国方面,2008年10月奥巴马政府决定投入7000亿美元救助金融机构,并大量增发国债,据报道中国在当月就购买美国国债700亿美元。从中国来说,中国在金融危机深重的危机关头帮助美国渡过了难关,现在美国反过来批评中国,中国就更加感到不公平和委屈。

中美经济“脱钩论”并非始于今天

中美贸易战发生后,一时间出现了所谓的中美经济“脱钩论”。事实上十年前的经济危机后,“脱钩”一说就曾经风靡一时,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经济自立问题。然而从结果上看,过去十年产业链条、生产链的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中国经济受美国的影响不仅没有减少相反增加了。美国在危机后进行的金融机构救助非常及时,结果世界对美国金融机构的信赖很快恢复。中国在高科技方面购买美国的技术,成本上说比自主研发更划算,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美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没有根本的转变。与此同时,美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基本没有实质性推进,金融危机耽搁了中美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势头。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挫折

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层,从执政以来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啃硬骨头。这不仅需要顶层设计,还需要借助国际压力。而中美两国共同进行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共同进步非常重要,这也是中国在2013年后全力试图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原因。

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奥巴马政府任内的最后一次,习近平在开幕时特别提到了“要全力争取早日达成互利公赢的中美投资协定”,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明确信号。

对于中国来说,双边协定最大的意义在于借助外力来推动中国国内的改革,使之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的助推器。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利用入世谈判倒逼国内改革,通过国有企业转制上市的办法打破原有的国家包干铁饭碗,历史性地实现了国企重组。2001年入世之前几年的努力,为入世后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持续的动力,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中国再次面临改革困境,国有大型企业的确变大变强,但既得利益让市场难以成为决定性力量。而且,以往模式的社会成本,如环境污染、高能耗等弊端已经非常突出。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将给新一轮中国改革提供重要外力,推动经济向依法治理和靠市场调节的发展模式转变。双边条约还将给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中国的国家目标是实现两个百年的“中国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中美入世谈判基本上是一个美国提要求,中国讨价还价的单方面过程,而此次投资协定谈判情况很不一样。

这次,中国也向美国提出要求,要求美国相应改革,这也是为美国提供改革外力。如同入世谈判一样。美国反对投资协定势力的主要理由,是担心就业机会流失。事实上,就业机会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国际竞争力的相对下降和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用就业减少来反对投资协定,实际上是不想改革的意愿在作祟。中国加入WTO后,美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IT和金融业,而在劳动力国际竞争力方面进展并不大。对于美国来说,需要彻底下决心改变过去那种依靠金融信贷拉动消费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美国同样面临改革的阻力,自身改革动力不足,既得利益势力并不比中国小,投资协定就是双方相互给予对方改革的动力和机会。

此外,从地区层面来看,投资协定将为美国进一步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便利。双边投资条约谈判成功的话,“一带一路”的项目美国企业就可以进入,亚投行参加也会变得容易,中国进入TPP也会更快。也就是说,目前认为中美在地区经济治理上各搞一套的看法将会被颠覆,双方进一步走向融合。

最后,在全球层面上,投资协定将有助于完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WTO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基本框架,然而在投资领域还不存在一个高覆盖型的机制。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如果达成,将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来保证外来投资者获得与本地投资者同样的待遇,这意味着世界两大经济体同意允许投资者在法律诉讼时,可通过具有约束性的国际仲裁来解决,而不是当地法院或政府来裁决。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然而很遗憾,由于奥巴马政府领导力不足,以及之后总统选举中的民粹主义抬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未果,之后双方陷入了贸易战。从上述分析来看,中美经济关系作为双边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升级不及时,是贸易战的重要原因。而根本原因,是双方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势头滞怠。中美经济脱钩不可能,双方最终还是需要建立一种相互激励、同步改革的“共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