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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沈雅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中美关系再定位:临界点、转折点,还是新起点?

201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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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反映出美方对华经贸政策的三个主要关切。一是纠正贸易失衡,用所谓公平贸易取代自由贸易。二是叫停“中国制造2025计划”,确保美国科技的领先优势。三是以国家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为由,防范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渗透”,根本意图是对华打压,夭折中国的崛起进程。这逆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执政首年里对中美关系相对谨慎的处理路线,表明其与美国战略界的对华负面认知趋近,白宫内外在强硬对华方面形成合流。由于美方的诉求是对中美经贸关系进行制度性、根本性的变革,而非修修补补,此轮交手下来,受到影响最大的将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心理。

中美经贸合作进程遇阻,双边关系气氛有所恶化,体现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华政策挫折感的集中爆发。它超越经贸问题,存在着向外交与安全领域外溢、升级甚至导致双边关系敌对化的危险,有可能成为更长期、更艰巨的中美战略博弈之先声。然而,中美两国并非走到必须摊牌的临界点,也不是正在接近一个所谓没有回头路的转折点,而是迈向一个在新平台上共处、博弈的起点。中美迫切需要澄清各自的战略意图,避免紧张升级。

实际上,美国战略界在2010年前后就达成中国是美国最大战略对手的共识。2015年掀起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强化了一直存在的中美战略竞争意识。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以来陆续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授权法、国防战略报告等,将中国定性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只不过是通过正式文件确认了中美竞争早已存在的客观现实。可以预见,如果美国政治困境加深,社会共识难以形成,民粹主义进一步向外交渗透,那么,美国寻找替罪羊,向中国“找茬”的可能性仍会上升。但反过来,恰恰是美国社会严重分化,从联邦政府到地方、从政治精英到民间以及不同行业和产业之间,都难以形成集体行动,因此决策层展示出的对华战略敌意要突破社会掣肘,也绝非易事。

要看到,中国的变化从来都是中美关系演进的最主要变量和创新之源。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总量“坐二望一”等,都曾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节点。当前,随着中美力量对比演变的加速、双方互动的主从心理调适、经贸利益格局的重塑以及各自在国际舆论场上褒贬处境的转换,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时期,合作的“低垂之果”逐渐被摘尽,结构性矛盾和战略性竞争越来越难以回避。中美需要开诚布公地讨论分歧,加强管控。例如,美方需要澄清,如它所主张,“不是为了接触而接触”的目标何在?“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冲突”的保障何在?“以结果为导向的中美关系”内涵何在?否则,无论词藻怎样推陈出新,始终难以成为合作的基础。中方则需要细化中美关系迈向合作共赢的路径,例如,为实现共赢而首先培育双方“有赢有输”的心态,在“竞争伙伴关系”中塑造合作,克制对双边关系的过高预期,这些不失为更具理性、更有可操作性的探索。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回首来路,中国打开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大门,是从与美国恢复交往开始的,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展望前程,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特朗普的“使美国再度伟大”即便不是共进退,也必将是同风雨。可以预见,随着中国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阻力将更大,双方比拼的不应是报复能力、承压能力,而应是适应能力、调整能力,归根结底是在改革与开放中与世界同行的能力。惟其如此,才符合中美以自身发展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大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