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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郑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战略环境之变

2018-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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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智能化以机器人替代人类,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降低产品成本,以消除中国通过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获得的有竞争力的出口优势。

“911”事件是对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全球单极体系的直接挑战,它使恐怖主义迅速上升为当时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反恐暂时取代了大国间的外交博弈,成为当时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以反恐名义进行的两次战争(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快速地大幅度消耗了美国国力,终止了美国的冷战胜利红利,使稳固而游刃有余的单极体系开始捉襟见肘。

2001年后三个季度美国出现的经济衰退,表明上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发展的潜力已经用尽。美国的金融寡头开始更加着力于资本运作,这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实体产业的空洞化,而且使金融衍生品泛滥,最终导致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出现。金融危机重挫了美国经济并进一步加剧了其债务危机,严重地削弱了美国的国际行为能力与意愿。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全球经济缺乏新的产业技术革命作为发展动力的背景,使得有关大国或大国集团希望通过建立新的一体化机制来制造经济发展的外部动力。因此,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打造TPP,在大西洋两岸打造TITP体系。2013年9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欧盟加速推进其在欧洲东部的“东方伙伴关系”机制,俄罗斯则制定了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路线图,这导致了后两者地缘经济利益的激烈碰撞,乌克兰危机因此而出现。

2009年开始执政的两届奥巴马政府实施的美国全球战略收缩,使全球治理体系发生了由稳固的单极体系向松散的单极体系的过渡。奥巴马政府推行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由欧洲和其他热点地区向亚太地区的东移,这一过程包括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和2014年从阿富汗撤军,也使得国际政治的重心由“911”事件后一段时间内的反恐重新回归到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美国全球战略中心转离欧洲,即使不意味着美国认为后冷战时代欧洲政治与经济秩序的重塑已经基本完成,至少也意味着对原苏联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的整合在美国的国际议程中已经不再占有首要地位。与此相应的是,美中关系最终取代美俄关系成为全球政治中的首要双边关系,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开始了一个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由于这一进程是以80%的农村人口为起点,加之可以快速借鉴发达国家产业技术的后发优势,它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广大空间。同时,由于其工业化过程的政府主导型特征,不断积累了脱离市场需求的大量过剩产能,这种过剩产能产生的困难近年来由于“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出现而变得日益突出。这迫使中国政府至少是部分地放弃韬光养晦政策而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这种主观目的在于转移过剩产能和获取新的外贸驱动力的国策,在客观上会导致国际贸易格局的重塑。它带来的挑战是,一方面,在贸易平衡问题上导致美中双边贸易战之外,还产生了美中在全球贸易领域的全面竞争;另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势力范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华政策变数频生。例如,印度对华敌视政策有所增长,俄罗斯没有参加中国有较大影响力的中亚和阿富汗地区的两个四国机制。

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伴随的国际分工深入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的传统优势,塑造了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金融中心地位,促进了美国社会中金融食利阶层的畸形发展和实体产业的不断空洞化,使得不断丧失工作机会和薪酬增加缓慢的美国加工工业中的大量雇员与金融业雇员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加剧。这不仅导致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还促成了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的意外胜出,民粹主义由此成为美国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之一。远在大西洋另一侧的英国“脱欧”公投与此相呼应,使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反全球化浪潮成为一种普遍的国际现象,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良多的中国国际环境有所恶化。

展望未来,世界对中国的最大挑战在于,处于产业技术最高端的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的产业技术正在加速走向智能化。这种以大量机器人取代生物人类为特征的产业技术智能化,将以空前的方式降低产品成本,以超过人们预料的速度使中国以巨大的低成本人力打造的出口竞争优势不复存在。有识之士已经指出,在当前中美激烈的贸易战帷幕逐渐拉开之时,产业技术竞争作为两国竞争核心的本质已经开始显现。

进一步的危险还在于,中国付出巨大国力打造的“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如果同时没有具有竞争力的商品占据沿线国家市场,就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嫁衣,产业技术智能化的国家将以更优质和更低廉的商品取代中国商品而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