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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在国际上越来越吃香吗?

2017-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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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概念后,有关它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激辩接踵而至。“北京共识”让中国发展模式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华盛顿共识”形成对比。按雷默的说法,中国模式不是强调新自由主义的在不受约束的市场力量下放松管制、实行私有化和小政府,它寻求的路径是变通,它“不相信有万应灵药”。

只是,“北京共识”很快变成了由国家主导发展的一种威权模式。对其适用性的辩论所形成的看法通常是,这种新共识在国际上并不受欢迎。就连大部分中国问题观察家也认为,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国情太过独特,并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

过去两年,这种观点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华盛顿共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震荡中受到重创,如今正受到崭露头角的“中国模式”的挑战。它不是一哄而上地转向一种新的发展教义,而是逐渐朝着认清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的更加折衷的观念转变。

一定程度上,新的中国模式的出现背景是雷默最初提出的概念,它强调非传统的经济政策手段,包括混合所有制、基本财产权和大量的政府干预。最重要的是,它蕴含如何面对发展挑战的新理念,这种理念与“华盛顿共识”形成鲜明对照。

要知道,“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一直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面临发展挑战的国家总是会挑选一整套政策中的部分内容,把它与独特的国情和其他国家——通常是更成功的邻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结合起来。不出所料,追随“华盛顿共识”一刀切方案的经济体乏善可陈,墨西哥就是试图遵循这一政策处方的典型,但它依然表现欠佳。

新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包括了“华盛顿共识”的部分内容,但不那么教条。它们的基本共同点是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强调个人积极性和企业家精神,以及政府要为经济繁荣创建良好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但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全新的,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个模式的第一个方面也许最为核心。它强调必须建立一个能有效落实政策的相对清廉的政府机构。比较而言,中国政府在政策实施上一贯相当有力。随着习近平2012年底发起反腐运动,中国经历了也许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贪腐行为和官员的清洗。不是说这个运动没有问题,但它有两个基本效果:得到绝大多数中国百姓的认同,减少了中国体制中最肆无忌惮的腐败行为。

这一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致力于建立完整的基础设施,更一般的说法是给发展提供巨大推力。在这方面,中国自己已开始在国外带头作出若干努力,特别是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倡议不再强调进行市场开放改革,这种改革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譬如损害国家的生产力。相反,它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支持,使国家获得直接的经济好处,让这些国家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

第三个方面是继续强调雷默“北京共识”的中心要点,即实行多种手段齐下的务实折衷的经济政策措施。中国改革经验中一个人们鲜少提及的成功之处,就是不断地尝试。中国设立了不同的经济试验点,如经济特区、工业区和贸易区等,可以通过大量修补性的、自下而上的建议梳理改革方案,同时控制意外的后果。

这种试验方式直接培育出了中国新发展模式的第四个方面。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讲话中表明的,中国的目标是要跻身技术创新和环境意识前列。中国已经在高铁、电动车、量子通信等尖端技术发展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背景,是私人企业不受约束,同时得益于政府的支持。这种个人积极性与国家大规模投资引导的结合,与“华盛顿共识”原则截然不同,虽然需要照顾各国情况,但它具备应对各种发展挑战的广泛适用性。

最后一个方面也是最新的。此前中国领导人始终避免提出一个全球适用的发展愿景。在改革时代早期,党代会的思想主张是专注中国自身的发展挑战。而这一点正在改变。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提出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其中心是在发展中以人为本,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强调GDP、企业或市场的增长。最重要的是,这一愿景超越了中国人自己,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十九大过后,中共于2017年12月初举办了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对话。会后发表的文件被称为“北京倡议”,它直接建立在十九大新的指导理论之上,认为中国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不仅对中国有重要意义,也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示范。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提出一个全球性构想是前所未有的。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使他们能够提出“一带一路”这样的国际性倡议。为此,中国根据中国自身发展经验规划出新的愿景,并认为自己承担着全球领导者的角色。

从历史上看,判断全球是否接受这些做法为时尚早。尽管如此,新的中国模式的某些内容已经被发展中国家采纳。例如沙特就成为看似不可能、但最近的举措显然与中国模式类似的应试者。它的“2030愿景”旨在减少王国对石油的依赖,使经济多元化,并在各个工业领域成为领先者。这一愿景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经济活动,还包括诸多社会和文化改革。事实上,它的许多发展努力与中国的做法类似,并与北京“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计划相契合。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还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像极习近平在中国为根除腐败所作的努力。

“2030愿景”因为野心过大而饱受非议。它并不是全盘照搬中国的经验,因为两国的情况非常不同。但它表明,新的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受欢迎的程度正在上升。该模式不像“华盛顿共识”那样规定了一整套统一的发展原则,它的配方是概念性的、可变的。也许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内在力量:它的开放性质,导致对发展路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其实,虽然“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色,但各国不大可能纷纷接受中国的发展教义。相反,中国模式最大的贡献也许就在于,它让人们对经济发展中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有了更多不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