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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黄育川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中国与美国:经济和政治杠杆

2017-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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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张经济问题应该与政治问题分开,为此北京热情欢迎4月份的海湖庄园协议,其重点是开放而非关闭市场,并淡化了安全问题。然而,朝鲜问题缺乏进展和中国继续在海上独断专行,促使特朗普总统重新倾向于使用美国的经济杠杆获取北京政治上让步。而中国自身的行为也非无懈可击,北京经常采取惩罚性经济行动,以表达对邻国外交政策的不满。

我的《破解中国难题:传统经济智慧为什么错了》(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书,对关系紧张的性质进行了讨论。这种紧张其实源自对美中贸易投资关系本质的根本误解。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交锋是由经济力量驱使,因为中国的崛起让华盛顿不由思索其全球统治地位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削弱,而中国对美国巨大的贸易顺差又无端扭曲了人们的观感。可是,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贸易平衡主要取决于国内,而不是它的贸易伙伴,就业的增长或流失也很少是贸易上的问题。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政府赤字过度和/或家庭超前消费的结果。那些看上去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其实有偶然性,之所以产生困惑,是因为中国扮演了最终组装地的角色,其他亚洲国家生产的零部件通过它运到了美国。

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集中在较发达的东亚经济体,但中国21世纪初成为地区生产线中心后,逆差就转向了中国大陆。因此,表面上看美国的贸易逆差与中国的盈余有关,实际上逆差却是关系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日本、台湾和韩国,许多昂贵部件都是由它们在生产。

在这个节骨眼上,解决投资而不是贸易问题,也许意义会更大。但这方面的讨论,也被误入歧途的民粹主义情绪所劫持。人们普遍认为,美国有太多海外投资投向中国,从而导致就业岗位流失和竞争力下降。可尽管美国和中国是两个最大经济体,过去十年美国只有1-2%的投资投到中国,而中国只有2-3%的对外投资投向美国。为什么中美之间的投资往来并不是太多,反而是太少呢?

数额如此之低,部分原因是数据欠缺,因为全球大量对外投资是通过模糊了来源地的避税天堂进行的。不过,用国家作比较,有助于纠正这种扭曲。看看欧盟,它的经济规模可与美国媲美,而过去十年它与中国每年的投资往来是美国的两到三倍,虽然它们十年前起步时水平相当。

导致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与美国相比,欧盟的制造业优势与中国的市场需求更具互补性。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以机械、交通运输装备和高档消费品为主,这些产品需要通过引进外来直接投资,为其市场开拓和售后服务提供支持。

相比之下,过去十年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三大类产品是油料和谷物,令人匪夷所思、不会带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废旧回收物(废旧金属、废纸),第三类主要是波音的航空航天产品,但波音直到前不久都隐而不发,未在中国市场上公开运营,因为其欧洲竞争对手空客公司从2008年起已经在中国设立了制造中心。

进口制成品和与之相关的投资在中国国内市场相当受欢迎,也更契合欧盟的竞争优势。而中国服务业的封闭对美国更具负面影响,因为美国的优势是高端服务,尤其是在IT和金融领域。

至于中国向海外投资,欧盟也更具吸引力,因为中欧各自的产业结构比中美更具互补性。而且,从政治上说欧盟也比美国更“愿意”接纳中国的投资。

就中国企业而言,欧盟市场更容易渗透,因为它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合作伙伴,并且没那么多的安全担忧。这可以看成“分而治之”策略:如果有欧盟国家限制市场进入,中国企业仍可通过其他成员国打进更广阔的欧盟市场。而在美国,虽然有可能与个别州合作,但相对于欧盟更开放的环境,美国的联邦政策优先对中国投资者是不利的。

推动双向投资对双方都有益,但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反对任何鼓励美国企业增加海外投资的协定。尽管如此,让谈判多年的双边投资协定取得进展也应该被列为优先议程,哪怕它不符合政治考量。

如果处理不当,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巩固各自权力的时候,就有可能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因为他们在政治和外交政策上的抱负是相似的。

两人都希望提升自己国家的形象,习近平先生是通过实现他的“中国梦”,特朗普先生是通过实现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由于收入差距扩大,二者都在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美国,民粹主义观点是全球化消灭了大量工业岗位,保护主义才是解决方案的核心。在这种氛围下,多边路径会让位给扭曲的双边选项,它混淆经济与政治目标。由于WTO制裁等传统经济手段被证明对打造对华关系无效,于是,白宫的一些人便把美国与日本、韩国战略结盟和挥舞“台湾牌”,当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相比之下,北京在推动对外议程,充分利用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方面,比美国更为积极主动。其表现是支持贸易自由化,设立亚投行,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此增加与欧亚地区的联通。但北京的领导作用在经济上是有限的,因为它限制资本的流动;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有限的,因为它限制信息和思想的流动。

短期内,中美紧张关系加剧也许是外交政策使然,如对朝鲜的立场转硬,或发生海上事件。又或者因为美国采取惩罚性经济措施,如给中国的出口产品设限。这些事件会否导致更严重的冲突,抑或双方理智地就保持亚洲地区稳定繁荣达成路径共识,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