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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子不一定都发光

201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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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连万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建林(右)和AMC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格雷·洛佩兹(Gerry Lopez)于2012年9月4日在美国洛杉矶西部AMC剧院举行新闻发布会。私人集团大连万达集团有限公司于周二在洛杉矶高调收购了价值约26亿美元的AMC娱乐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版的希腊神话巨富迈达斯已经失去其点石成金的能力。直到最近,一直位居中国首富的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见证了集团股价暴跌的一幕,他正在把其房产帝国王冠上的明珠出售给竞争对手。

王健林一直顺风顺水,沐浴在充满赞誉之词的媒体光芒中。他多年的努力印证着镀金时代的至理名言“越大越好”:他向世界最大的主题公园、世界最大的电影公司、世界最大的电影院线等投入数十亿美元。他收购了在美国市场拥有主导份额的AMC连锁影院;为获取好莱坞的创意魔法,他支付35亿美元收购了传奇影业。他还以10亿美元买下比弗利山庄的稀缺地块,用来建造豪华分契式公寓。此外,万达集团的影院、购物中心和娱乐设施遍布中国各地,其中包括比肩——如果不是力压——上海迪士尼的主题公园。

随着收购众多品牌企业和高端地产股份,王健林开始自吹自擂,并最终成为自己一手炮制出的大肆炒作的牺牲品。

他最近的一个大手笔项目是收购好莱坞的Dick Clark Productions,但该计划以失败告终。眼下,王健林正面临将万达帝国大块资产出售给竞争对手的胯下之辱。

夸耀王健林传媒魔法的野心之作《长城》集合了大银幕明星和先进的特效制作,但影片票房依然遭遇滑铁卢。对于王健林这样一个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出错的人来说,《长城》上映后反响平平正是其运势开始逆转之时。

长城是中国历史的最佳注脚,意寓着中国“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行事风格。虽然长城本身是一处绝佳的旅游景点(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问中国时曾惊呼:“这真的是一座伟大的城墙。”),但它太过庞大,太过昂贵,导致过犹不及,无法实现其最初的设想。其他诸如三峡大坝等现代基础设施工程也同样消耗了巨大的人文成本:淹没了无数城市,重新安置了数百万人,同时还可能引发地震,并给环境造成了持续威胁。

即便是在物质财富匮乏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也随处可见这种好大喜功的做派,而文化大革命又是紧随另一个极端运动——过度狂热的大跃进而来。用大众食堂和后院炼钢取代家庭厨房,这种浮夸虚幻的白日梦令中国陷入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

在眼下这样一个相对理性、相对稳定、相对富裕的时代,存在于中国政治DNA中的“越大越好”由于反腐运动而暂时被抑制,但它依然在房地产爆买和宏大的投资计划中表露无遗。

中国并非唯一一个存在过度倾向的国家。事实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朝一日或许会被后人困惑地看成一个疯狂的时代,彼时世界各地贪婪的地产开发商们疯狂地攫取着国家财富(是的,我说的就是你,唐纳德·特朗普)。

中国崛起的宏观数据令人侧目,但收益分配却极其失衡。即便腐败横行、资源错配,中国的富裕程度与几十年前相比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情况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么?中国现在制造出的亿万富豪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但极端贫困依然存在,辛勤劳作的普通民众对在这样一个体制内获得成功深感绝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体制是由那些拥有政治关系和无耻的阿谀奉承之徒所操控。

中国的新贵富豪们都是传奇人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能埋头苦干,也不乏胆量和虚张声势,他们既精明又狡黠。但他们散发的自信、宣扬的理念、声称拥有的点石成金能力,都是危如累卵。一旦他们令当权者不快,好运便会在一夕之间消散殆尽。

亿万富豪投机家郭文贵就是由于向往权势的太阳而飞得过高,最终被灼伤了野心的翅膀,好在他及时带着部分财产成功逃往美国。其他如肖建华等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号称拥有女性保镖、在香港豪华酒店暂避风头的肖建华看起来似乎过上了免受迫害的高档生活,但他依然在四季酒店遭拘捕,被帶回大陆。

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近日也被警方拘捕。随着海航海外并购遭到调查,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似乎也处于危险之中。

其实征兆早已出现。这并不是说王健林已经彻底失宠,但他的确失去了部分宠幸,他大肆并购加利福尼亚现成的“软实力”的做法,已经被乏味的“一带一路”计划所取代,后者才是眼下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王健林10亿美元收购Dick Clark Productions(为什么中国需要收购这样一个电视制片公司?)的计划由于外汇管制原因而流产。过去一年,从中国向海外转移资本的困难人尽皆知,这反映出政府减缓中国资本大肆收购国外房地产项目的政策意图。遏制富裕阶层在温哥华和洛杉矶狂买房产是一回事,但阻止如大连万达这样的企业巨头进行资本运作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背离了规则只适用于“普通人”的通常做法。

王健林可一点都不“普通”,虽然他现在或许时运不济。他不会没有注意到其他亿万富豪的悲惨命运。如果说,当一位富豪身陷囹圄,而另一位同样贪婪失德的富豪却能继续与当权者推杯换盏是极不公平的,那么在这种体制内成为富豪本身就极不公平。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攫取巨额财富,正是因为这个社会本质上的不公,富豪们打着政治牌为自己谋利,直到有一天被踢出局。

中国共产党依然是决定一个亿万富豪命运的最终仲裁者,但这些商业巨擘和投资大鳄们的共同财富影响力已经大到无法轻易被当权者控制。

“杀鸡儆猴”的做法绝对称不上公正或公平,但它却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政治手段,正如喋喋不休的流亡者郭文贵在纽约港自由女神像前的游艇上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

地产大亨孙宏斌拥有精英教育背景,这让他与熟悉街头生存智慧的郭文贵不同,但二人都有被捕入狱的不光彩经历。考虑到向上爬的过程中那些混乱与斗争,这并不足为奇。

作为总部设在天津的融创房地产集团老总,孙宏斌深谙“交易的艺术”。2017年7月,融创宣布收购万达旗下商场和主题公园,令孙宏斌成为拥有点石成金能力的王健林的强劲竞争对手。

甚至连马云都开始感到紧张。马云在中国富豪里实为异数,因为他的财富来源并非房地产。他放弃执掌阿里巴巴,转而投入到永无休止的媒体曝光中,包括对话美国名嘴查理·罗斯,以及与国际富豪频繁交际。通过收购《南华早报》,马云还加大了公关力度,称自己为顾客的仆人。但是考虑到政治风向的变幻莫测,又有哪一位亿万富豪能承受得起不对北京的命令言听计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