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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产业战略学习

2017-05-31

全世界焦虑地注视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下一步对华行动,而中国领导人仍在关注国家下一阶段的经济转型。他们的做为会让所有人感兴趣,尤其是美国的决策者。

与其他成功的东亚经济体一样,中国的产业化进程结合了盈利性投资、积极的产业政策和出口规训。但这种做法有它的局限性,众多试图攀登同样发展阶梯的发展中国家的事例表明,由于像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所说的“过早去工业化”,它们只能困在这个阶梯的中部,甚至倒退。

借助李克强总理2015年宣布的指导国家产业现代化的路线图——“中国制造2025”,中国希望避免这一命运。该战略侧重于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同时考虑生产性服务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绿色技术如何作为这一进程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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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2025”将提供政策与金融支持,促进十个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其中包括下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可替代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

“中国制造2025”有时被描述为守旧的、自上而下的重商主义行为和进口替代政策,但这种解读忽略了中国在产业和金融政策上的积极尝试。事实上对其他国家来说,该实验或许能提供政策评估与创新的宝贵经验教训。如今,不仅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制定本国的产业升级与多样化战略,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发达经济体也在试图重振其制造业基础。

先从产业政策看。根据中国的战略,到2025年,国家要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要在全球产业链地位提升方面取得进展。而且到那时,中国的重点产业将在能源、原材料消耗与污染方面采用国际能效标准。中国预期,到2035年,其经济将实现完全的工业化。

这些宏大目标是由具体的国内(国际)主要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目标来支撑的。例如,到2030年,集成电路产量应上升到占国内需求的75%,2015年这一比例为41%。

“中国制造2025”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内容是财政政策指导,这也是更大的创新之一。为减少制造业公司的资本成本,该战略呼吁建立新的融资渠道,同时指导中国的开发融资机构增加对特定目标的支持。尤其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应加强对制造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服务,国家开发银行应增加给制造业企业的贷款,以“引导”风险资本、私募股权基金等其他机构的融资。

中国希望这种做法可以推动其升级和改革目标的实现,其途径是建立一套特制的融资平台,即所谓的政府指导基金,来负责分配公共投资基金。正如麦肯锡公司的一份报告所说,这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投资方式”是一次“旨在提高成功可能性的大胆尝试”。

举一个这种做法的例子:中国政府支持的清华紫光集团最近获得1500亿元人民币(218亿美元)的支持国家半导体产业升级的新融资。这笔融资中的1000亿元来自国家开发银行,500亿元来自2014年成立的政府引导基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将越来越大。2015年共创立了297只政府引导基金,可用总资本略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增加五倍。其中,市级政府引导基金数量数多,但省级政府引导基金在提供资金方面领先。

去年还建立了两个国家级政府引导基金:300亿美元的国家风险资本投资基金和500亿美元的国企结构调整基金,两家基金的主要股东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拥有的持股公司。今年1月,中国丝路基金与其他中国投资者和来自新加坡、日本的投资者建立了规模为8亿美元的厚安创新基金,投资于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初创企业。

“中国制造2025”和各种新投资平台的使用大多尚待观察,但中国似乎准备大量增加对战略性领域一系列高新技术的投资,并在开发和商业化过程中保留股本金。如果成功,它将为新的增长点奠定制度性基础。同时由于创新的好处遍及整体经济,中国将更接近它的目标: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中国的产业和金融政策实验,最终也许能为新兴经济体提供宝贵的见解,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过,对于担心制造业基础江河日下的美国来说,教训已经显而易见。正如布莱德·德隆和斯蒂芬·S·科恩所概括的,美国必须立即行动,恢复务实的产业政策传统,让金融重新为实体经济效力,把投资用于重振困境中的中产阶级的新活动。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Learning from China's Industrial Strategy(2017-05)。